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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作者：顾海良[主编]【完结】
      副主编：梅荣政/张雷声/朱士群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	2
第二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历史趋势的探索	11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视域	22
第四章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30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与帝国主义理论的创立	38
第六章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	51
第七章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58
第八章  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72
第九章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80
第十章  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特征及其趋势的探讨	92


 
 第一章 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过程，是同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深入进行科学研究分不开的，是同他们不断破除旧思想的束缚，不断追求理论创新分不开的。

　　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的历程

　　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受他们家庭影响和接受社会教育的结果，是他们个人勇于社会实践和勤于理论探索的结果。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经历过一个哲学世界观上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政治上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深刻的转变过程。

　　1.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起点

　　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国莱茵省坐落于摩塞尔河谷的特利尔城的一个开明的犹太人家庭。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当地有名望的律师，担任过特利尔律师公会会长，深受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母亲罕丽达·马克思是一位朴实的家庭主妇。亨利希·马克思的好友威斯特华伦男爵对少年马克思产生过重要影响，他对古希腊罗马文化和浪漫主义文学有很深的造诣。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女儿燕妮，后来成为马克思的妻子。

　　马克思是一个"有毅力、有坚定意志和坚强信念"的人，性格刚烈、粗犷，行事果断，说话铿锵有力并伴随着手势。对于志同道合者，他总是能够很好地团结在他的周围，对于论敌，他善于用尖刻的语言进行辛辣的讽刺。他忠诚老实透明，厌恶虚伪，心胸坦荡，表里如一。他把幸福理解为斗争，把"怀疑一切"确定为自己的座右铭，把"目标始终如一"看做自己一生的主要特点。 正是这种勇于斗争、坚韧不拔的个性，造就了马克思一生的伟大成就。

　　1830-1835年，马克思在特利尔中学学习，成绩虽不出众，但语言和写作能力过人，显露出为人类谋幸福的崇高理想。他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坚持把"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的统一作为选择职业的主要指针。1835年10月，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法学专业学习，一年后转到柏林大学。柏林大学是当时黑格尔思想的中心。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的还是法学，但他更爱好哲学和历史学。这一期间，马克思逐步摆脱最初信奉的康德（Immanuel Kant）与谢林（Schelling）的浪漫主义，转向黑格尔哲学。当时的德国学术界，完全在黑格尔思想的笼罩下。德国学者海姆在描述这一"黑格尔时代"的情形时写道："那时全部学术都从黑格尔的智慧的丰盛餐桌上得到滋养；那时一切学科都为哲学学科服役，目的不外是想从绝对者领域的最高监督以及著名的辩证法的无所不通的威力那里给自己弄到一些东西；那时任何一个人，如果他不是黑格尔的信徒，他就必定是一个野蛮人，一个愚人，一个落后的和可鄙的经验主义者；那时人们都认为，国家本身所以在不小的程度上感到安全和巩固，正是由于黑格尔老人已经论证了它的必然与合理；而且那时由于同样的原因，不信奉黑格尔的学说，这在普鲁士的文化和教育机构的人看来，几乎就是一种罪过。"　1937年4-5月，马克思在柏林郊区施特拉劳修养期间，阅读了黑格尔的所有著作和他的学生的一些著作，被黑格尔思想的宏大和辩证法的精妙所吸引。他参加了由青年黑格尔派组成的"博士俱乐部"，专门讨论黑格尔哲学，并很快享有很高的威望，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主要成员的推崇。布鲁诺·鲍威尔称他和马克思在博士俱乐部的学术生活"充满精神上的乐趣" 。科本则称马克思是"一座思想的仓库、制造厂，或者按照柏林的说法，思想的牛耳"，是自己和鲍威尔的思想源泉。赫斯更是把马克思推崇为"当今活着的唯一的哲学家"，是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的结合体。

　　显然，青年马克思思想的起点是黑格尔哲学，不过不是保守的老年黑格尔派哲学，而是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然而，在若干重要问题上，马克思的观点又超出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水平。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完成于1941年3月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中。

　　与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完成思想转变不同，恩格斯的思想转变是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和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实现的。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尝试和第一篇文献，马克思称其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

　　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主要任务是批判地研究"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在此之前，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从未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把私有制看做是无需证明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前提，看做是合理的世界秩序的唯一形式；而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竞争则被看做是人类自由的表现，是达到人类普遍幸福的正确方式。恩格斯针锋相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在矛盾及其不合理和非人道性，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各种现象如竞争、自由贸易、价值、地租等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直接结果。竞争必然导致工人与资本家、地主之间的矛盾的激化，引起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导致消灭私有制的社会革命。恩格斯还批判地考察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历史，认为无论是重商主义还是古典经济学，都是私有制关系的理论表现，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因而都是不科学的和伪善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标志着恩格斯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不足在于，恩格斯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劳动价值论的科学价值，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对私有制的批判主要侧重揭示其反人道性。
　　
　　二、 唯物史观的发现过程

　　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新世界观的首次理论探索

　　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得出的重要结论就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但是，对市民社会的解剖，不能通过法哲学的批判解决，而必须从对宗教、国家和法的批判深入到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从哲学深入到经济学。1843年底，马克思在巴黎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写于1844年4-6月的未完成的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这一研究的最初成果。

　　《手稿》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解剖的出发点是"当前的经济事实"，而这种"经济事实"就是劳动异化现象。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异化现象的分析研究，概括出异化劳动理论。异化劳动理论是《手稿》的中心思想，异化劳动概念是《手稿》的中心概念。马克思无论是对哲学、经济学的研究，还是对共产主义的论证，都建立在异化劳动理论的基础上。

　　"异化"一词的原意是权利的转让、关系的疏远和精神的错乱。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就是在人的权利的转让的意义上使用异化概念的，表示人们自愿订立契约，把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的一部分转让给一个处理公共事务的组织，这个组织就是国家。黑格尔第一次从哲学上规定了异化概念的含义，这就是主体活动的结果成了主体的异己的力量，并反过来危害和支配主体。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异化的具体含义是指：作为主体的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异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然后又在发展中扬弃了异化，回归"绝对观念"自身。可见，黑格尔讲的异化是绝对精神的异化。费尔巴哈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以人和自然为对象。他讲的异化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就是人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上帝，并崇拜上帝，受上帝支配。只有消灭宗教，让异化为上帝的人的本质返回人自身，才能使人成为真正的人。

　　马克思关注的焦点不是精神的异化，也不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而是劳动异化。异化劳动是指劳动者的劳动及其产品反对、奴役、控制劳动者的劳动形态。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发生了异化，因而人的本质也发生了异化。

　　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有四个基本规定、基本表现和基本内容：第一，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与劳动者相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他占有的产品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这里，马克思区分了异化和对象化这两个概念。生产者通过劳动创造出物质产品，这是劳动的对象化。一切物质生产过程都是劳动对象化过程。只有在私有制条件下，物质生产过程既是对象化过程，又是劳动异化过程。黑格尔没有区分异化和对象化概念。

　　第二，劳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产品之所以同劳动者相异化，是因为劳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成为外在于人的强制性的活动，劳动者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工人在劳动中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

　　第三，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这是前两个异化的必然结果。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本质，这种类本质通过对象化，即通过实践改造对象世界，改造自然界创造物质产品而得到确证。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使人不能确证自己的类本质，劳动本身的异化则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了仅仅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人的类本质变成了异己的本质，人变成了丧失自己类本质的人，于是造成了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

　　第四，人与人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这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总之，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同这个劳动的关系。" 这表明，马克思透过人与物的关系，看到了人与人的关系，看到了阶级的对立，并把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经济关系" 。

　　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前提和结果。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根源："诚然，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 可见，马克思并不满足用相互作用的观点来说明私有制与异化劳动的关系，而是进一步用因果关系来说明二者的关系。但是，对于作为私有财产原因的异化劳动是如何产生的，也就是说，最初的劳动为什么会发生异化的问题，马克思只是提出了问题，还未能解决问题。

　　在对异化劳动和私有制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提出，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变异化劳动为自由自觉的人的劳动的必然途径。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既是私有财产的结果，又是私有财产的原因。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变异化劳动为体现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消灭私有制的根本途径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革命。这样，马克思就把异化劳动理论同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革命联系起来了。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归根到底是为了论证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于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学说持否定和反对态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于共产主义的论证虽然坚持从经济事实出发，但由于人本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使得共产主义的论证具有哲学人本学的色彩。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完全从经济事实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证共产主义的特征及其必然性。

　　首先，共产主义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不过，在世界历史时代，由于各个国家相互影响，某一国的历史冲突不一定要等到这种矛盾发展到极端尖锐的程度才发生。工业较发达的国家的影响足以在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产生引起历史冲突的矛盾。

　　其次，共产主义不是地域的历史现象，而是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大工业开创了世界历史，逐步消灭了各个民族的特殊性，引起了各个工业国家阶级关系的简单化，无产阶级成为世界性的存在。在这种时代，"地域性的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因此，"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 这些思想后来在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得到进一步阐述。

　　再次，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是异化消灭了的社会，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是旧的社会分工和阶级消灭的社会。这一切，都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没有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

　　最后，共产主义是改造现存社会的实践。"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总的概括就是："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的产生过程。"

　　三、 科学世界观的公开问世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当时没有公开发表，1932年才正式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出版）中第一次得到公开阐述，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出版）中第一次得到初步的系统阐述，这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

　　1.《哲学的贫困》：科学世界观的第一次公开阐述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为批判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而写的。蒲鲁东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认为"平等是我们的唯一准绳，也是我们的理想"。他认为，历史就是永恒理性消除不平等而达到平等的历史。他不满意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反对大资产者，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矛盾百出的，这种经济体系是造成贫困的根源。所以他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看做是一种制造贫困的哲学。蒲鲁东把自己写的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宣传自己经济理论的著作命名为《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给我们提供了一套可笑的哲学，这种哲学的内容是极其贫乏的，只不过表明它是一种哲学的贫困。这样，马克思把原来蒲鲁东的讽刺的说法倒过来用于讽刺蒲鲁东本人，命名为《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

　　《哲学的贫困》主要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它在批判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包括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获得了重大进展。马克思后来认为：当时"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　。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经济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基础的过程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重要原理。

　　首先，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唯物主义基础的阐述。蒲鲁东把平等看做是人的至高无上的理性原则，认为经济学范畴是永恒的平等观念的体现，而现实的经济关系则是经济学范畴的体现，人类历史就是人们头脑中的经济范畴演进的历史，是永恒理性不断克服不平等而逐步实现平等观念的过程。蒲鲁东在经济学研究中陷入唯心史观的泥潭。马克思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 蒲鲁东根本颠倒了经济关系与经济范畴的关系，因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

　　其次，对生产力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的阐述。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柯夫的信中指出，生产力是"全部历史的基础"："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 对于生产力的决定作用，马克思用形象的语言表达就是："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说明，社会的经济关系及作为其抽象反映的经济范畴，并不是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蒲鲁东所说的那样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理性的特性，而是历史的和暂时的。马克思说："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

　　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规定了它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蒲鲁东把平等或公正不仅看做是人的理性的永恒原则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且看做评价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程度的根本标准。例如他从公平原则出发，抨击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思想家奉为自然前提的财产所有权违反公平原则，提出了"财产就是盗窃"的口号。他猛烈攻击资产阶级私有制和货币经济的罪恶，提倡建立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和没有货币的公平的劳动产品交换，就是因为前者违反了公平原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蒲鲁东在其一切著作中都用'公平'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社会的、法权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他摒弃或承认这些原理是以它们是否符合他所谓的'公平'为依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8卷，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蒲鲁东以公平、正义、平等为衡量历史的尺度，同以抽象的理性或善恶观念为尺度一样，都属于抽象人性论的历史观（人道主义历史观）。这是一种主观的尺度和标准。它要求历史应该符合自己的道德观念和法权观念。它探讨的不是历史是什么，而是它应该是什么。而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平等和善恶观念虽然是衡量历史进步的重要价值尺度，但衡量历史进步的根本尺度应该是历史规律，核心是看能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3.《共产党宣言》的伟大历史意义

　　《共产党宣言》的伟大意义是多方面的，对于社会主义、国际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第一，《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同国际工人运动第一次结合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或者说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这种理论飞跃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理论基础不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有两个：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前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后者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二者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的主要理论根据。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以各种人本主义为表现形式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其共同特征是把社会主义建立在不变的人的理性或自然本性基础上，用是否符合人的理性作为批判资本主义旧社会、赞扬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主要尺度。

　　二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看法不同。科学社会主义把未来共产主义看做是一种从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中必然产生出来的现实的运动，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因而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仅仅是原则性的，并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处于经常的变化和改革之中；而空想社会主义则从头脑中想象出一种符合人的理性和永恒正义的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并详细地加以规定和描述，要求现实与之相适应。

　　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和道路不同。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的实现一方面是生产力本身的发展的强制，另一方面要通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而空想社会主义只是把无产阶级看做值得同情的受苦受难的阶级，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他们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于少数天才人物的思想和行动，或者诉诸局部的共产主义实验，或者诉诸道德的呼吁，总是想用和平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

　　第二，《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工人运动从自发向自觉的新阶段转变的标志。在这以前，工人运动只是零星的、自发的，多数是经济斗争。斗争中的无产阶级只是自在的阶级。《共产党宣言》把科学社会主义这个理论武器交给了工人阶级，加速了其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由自发的经济斗争转变为自觉的政治斗争。

　　第三，《共产党宣言》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在这以前，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基本上是相互分离的独立运动，前者局限于知识分子，后者局限于工人。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离，极大地妨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促进了这两大运动的合流。社会主义运动在工人运动中找到了物质载体，工人运动在科学社会主义中找到了自己的理论武器。从此，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其每一步发展都打上了社会主义的烙印，加速了资本主义的转型。

　　第四，《共产党宣言》是世界上第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成立的标志。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有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的纲领《共产党宣言》。
四、 社会革命道路与策略的理论

　　1848-1852年，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生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中心点"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付印，适逢1848年欧洲革命前夜。《共产党宣言》一问世就经受了这场席卷全欧、规模巨大、内容丰富多彩的欧洲革命运动的检验。

　　1.对革命形势、任务的正确认识和判断

　　对革命形势的正确认识和判断，是唤起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和决心，进而建立适应革命形势的组织、采取革命行动的依据。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前、革命进程中和革命失败后，总是把向群众深刻揭明革命形势当作自己的一项最基本的任务。

　　1849年底，欧洲许多国家爆发的革命斗争已陆续被反革命力量镇压，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挫折和损失，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引起欧洲革命的社会矛盾并没有解决，阶级斗争决不会停止，新的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这是因为，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劳动群众贫困的加深，不可避免地将加剧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和对抗；1847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严重后果，使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条件依然存在；从世界范围来说，西方殖民主义者争夺东方殖民地的斗争所引起的国内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列强彼此之间的冲突导致的战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如印度人民起义和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等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都会推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1-2月的第一篇《国际述评》中，阐述了社会主义革命临近的征兆和新的革命迅速胜利的保证。他们分析了法国当时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认为跟二月革命前相比，反动势力虽在加强，但革命力量也在日益壮大。工人的觉悟比以前高得多了，特别是过去一向在政治上死气沉沉的农民阶级由于税收负担沉重，遭到破产，消除了对路易·波拿巴的幻想，被卷入运动，投入了革命队伍，宣布信奉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在商业和政治方面深受大资本的压迫，也表示赞成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判断1848年的革命已经结束，革命运动已处于低潮，新的革命高潮不会迅速到来，无产阶级也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夺取政权的程度。在这种形势下，他们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内的冒险主义分子关于马上夺取政权的主张，强调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要利用暂时的休战时期，钻研革命理论，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加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设，为无产阶级未来的战斗作好准备。1895年，恩格斯在回顾他们当时预测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前景问题时曾深刻地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 。

　　2.对无产阶级革命根本途径的进一步阐述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要争取解放必须要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1848年革命验证了《共产党宣言》的这一根本思想，证明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时，充分肯定革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高度地评价"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革命是人民权利的法律根据" ，革命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 。他们从1848年革命"到处都是工人阶级干的"这一事实中进一步看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认为今后的历史发展都要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为转移。

　　3.对无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基本条件的科学论证

　　在1848年革命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中就阐述过工农联盟的思想，在1848-1849年欧洲革命中，他们又在前述一系列著作中，对无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工农联盟的思想第一次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证。

　　第一，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必要性。1848年欧洲革命，特别是法国和德国革命，充分证明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为了反对无产阶级，总是想方设法离间工农关系，争夺农民，使无产阶级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无产阶级是否同农民结成联盟，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法国二月革命和巴黎工人六月大起义、德国民主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基本阶级力量，是进行有成效的革命的前提条件。"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 ，"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建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　。1856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分析德国革命问题时，再次强调了农民同盟军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他指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 。

　　第二，工农联盟的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农民虽然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但是在1848年革命中，资产阶级对自己的天然同盟军农民的背叛和出卖，已经证明资产阶级再也不可能成为农民的同盟者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同农民的小块土地的利益矛盾会越来越尖锐，后者只能日益成为大资本榨取和吞食的对象，使农民遭受的奴役和贫困日益加深，农民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会越来越不可调和；农民由于生产方式的落后性和分散性，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农民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关系则是另一种情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 ，农民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利益和要求。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境遇、地位和利益的共同性是工农联盟得以建立的可靠基础。不仅如此，随着无产阶级的崛起、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和展开，农民会日益认识到无产阶级才是彻底革命的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这样"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 。

　　4.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策略的论证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原则作过专门论述。这些原则的正确性，在1848年革命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先后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等论著中，围绕保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独立性，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一不断革命的根本策略原则，进一步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作了系统的论证。

             









       第二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历史趋势的探索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同时，也着力于政治经济学研究。1843年下半年，马克思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1844年初，恩格斯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自此之后，一直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正式出版，马克思实现了劳动价值论上的科学革命和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发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奥秘，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规律和历史趋势作了科学分析。

　　一、马克思经济学科学探索的历程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初成果

　　从1843年10月开始，马克思在巴黎研究政治经济学。他系统地阅读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其中包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著作，也包括当时正活跃在欧洲经济学界的著名学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等人的著作。与此同时，马克思还研读了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到1845年1月离开巴黎时，马克思已写了7本涉及政治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史、经济史和现实经济问题的笔记。

　　1845年2月，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后，进一步钻研了大量的有关政治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史的文献资料。这一时期，马克思在他所写的一系列著作，主要如《神圣家族》（与恩格斯合著）、《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和《共产党宣言》（与恩格斯合著）中，都涉及或专门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

　　马克思在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已经改变了原先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异议，对劳动价值论处于由否定到肯定的过渡之中。这一著作对商品价值及其决定问题的分析，已经涉及价值在竞争中的现象形态和在生产过程中的本质规定之间区别的问题，在方法论上初步理顺了价格现象和价值本质的关系。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发生了重大转变，1847年发表的《哲学的贫困》，就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第一次公开承认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功绩，并以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为理论根据，反对蒲鲁东的价值理论。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初步揭示了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关系。他认为，生产资本的增加，就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统治力量的增加；随着资本的增加和资产对新的技术、新的生产方法的运用，一方面造成大量的失业者，另一方面又使大批较高的社会阶层中的人被驱赶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因此，"资本增长得越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越厉害" 。

　　2.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重新研究

　　从1850年8月开始，马克思利用大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几乎是全欧洲最丰富、最完备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资料，再次研究了可能发现的所有的重要的经济学文献。这时，马克思研究的范围不仅涉及政治经济学原理和政治经济学史，而且还包括工业、农业、商业、财政、信用、外贸等应用经济学，以及土地关系史、技术史和发明史等专门学科。到1853年底，马克思写了包括24个笔记本的读书笔记。这些笔记统称为《伦敦笔记》。从《巴黎笔记》到《伦敦笔记》，生动地说明马克思是在与当时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最高成就的"对话"中，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优秀的思想遗产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理论研究的新起点的。

　　从总体上看，《伦敦笔记》对以下四个方面的理论问题作了重点探讨：第一，对货币、信用和危机问题的研究。针对19世纪40年代末欧洲经济学界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的争论，马克思研读了大量关于货币和危机问题的理论资料和实际资料，对货币、信用和危机问题作了初步的但却是深入的研究。马克思明确指出："即使在实行纯金属流通的情况下，金融货币的数量和它的增减，也同贵金属的流进或流出......没有任何关系" 。他对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等职能作了探讨，还对80多位作者关于货币流通问题的论著的有关论述作了摘录，写了《完整的货币体系》手稿。马克思对货币、信用和危机之间关系作了研究，写了短文《反思》。第二，对导致李嘉图学派解体的原因作了研究。马克思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全面研究，不仅对创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了许多新的见解，而且对李嘉图理论体系的基本矛盾也有了新的认识。第三，对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及工人阶级的状况、农业问题作了研究。马克思研究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工资基金理论，强调工会斗争对缓解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的重要意义；研究了大量的农业经济著作，对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理论失误作了深入的分析，提出农业化学的应用能极大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必将给人类带来美好生活的思想。第四，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经济形态作了研究。马克思不仅研究了古罗马社会、中世纪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各种社会结构，而且研究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不仅研究了拉丁美洲的社会经济状况、亚细亚生产方式，而且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研究了技术史、工艺史、法制史、风俗史、文化史，而且研究了经济史、社会史；不仅研究了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且研究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

3. 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革命"

　　1856年上半年，英国面临着一场以金融货币危机为特征的严重的经济危机。马克思认为新的危机必将会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提到："我不认为，一场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会迟于1857年冬天"；在这场"以前从未有过的全欧规模"的危机中，"我不认为我们还能长久地在这里当旁观者"。他相信，投入革命的洪流，"'动员'我们的人的日子不远了" 。为了迎接危机之后的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开始通宵达旦地总结经济学研究成果，决心为无产阶级锻造一把理论之剑。从1857年7月到1858年5月间，马克思写了一系列的经济学手稿。这些内容丰富的经济学手稿，现在被统称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是马克思从1843年以来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结晶。《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作了详尽的论述，对劳动价值论、货币理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问题作了科学论述。这些论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形成。《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还涉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因而也是探索马克思理论整体结构的内在联系的重要文献。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对"五篇结构计划"作了调整，提出了"六册结构计划"。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马克思第一次公开宣布了他的"六册结构计划"，即"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1页。。马克思强调："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之前，马克思把第一册《资本》分作四篇，即"资本一般"篇、"竞争"篇、"信用"篇和"股份资本"篇。"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所涉及的内容只是商品和货币部分。

　　4.通向《资本论》的道路

　　从1861年8月开始，马克思打算将第三章"资本一般"的内容写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马克思编写的《资本章》写作提纲中，明确地把《资本章》分为"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和利润"三个部分，以及以理论史为主要内容的第四部分。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不断地接触和发现新的理论问题，以至于认为"要是隔一个月重看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就会感到不满意，于是又得全部改写" 。这样，到1863年7月，马克思实际完成的并不是论"资本"的小册子，而是一部包括23个笔记本的近1400页的卷帙浩繁的手稿，其内容大大超出了原先计划写作的内容。这部手稿现在被称为《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

　　5.《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问世

　　1865年底，马克思完成《资本论》三卷手稿后，立即投入对第一卷的"最后加工"。1866年初，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我正好于1月1日开始誊写和润色，工作进展得非常迅速，因为经过这么长的产痛以后，我自然乐于舐净这孩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1卷，1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资本论》第一卷的定稿工作于1867年3月28日最后完成。4月10日，马克思亲自把手稿送往汉堡。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终于问世！

　　《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在长期参加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掌握大量的实际资料和思想材料、批判地吸收和发展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特别是英、法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作的一部划时代的巨著。《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客观必然性。《资本论》不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而且也是马克思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著作。在《资本论》中，唯物史观不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得到了深入的发展。《资本论》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著作，这就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从《共产党宣言》中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后，"经过了二十余年的潜伏时间，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以日益增长的速度，扩大它的影响，并为日益广大的阶层所接受" 。

　二、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革命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运动规律和历史趋势探讨的基础，也是马克思在经济学上实现的科学革命的最辉煌的成果之一。

　　1.对劳动价值论的初步研究

　　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是由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843年，马克思开始研究经济学时，面对的就是1823年李嘉图去世之后西方经济学界理论纷争的局面。1873年，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第一卷 "第二版跋"时，对这一理论纷争时期的特点作过如下概述："从1820年到1830年，在英国，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活动极为活跃。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的时期。这是一场出色的比赛......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　事实上，李嘉图学派及其理论追随者们已不再可能发展劳动价值论，而只可能曲解、庸俗化劳动价值论。

　　1844年底，马克思在与恩格斯合作完成的《神圣家族》中，对劳动价值论的态度开始转变，处在由劳动价值论异议者向拥护者的过渡之中。马克思在论及价值问题时，既反对效用价值论也不完全认可劳动价值论，在总体上还没有真正站到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来。马克思提到:"最初，价值看起来确定得很合理：它是由物品的生产费用和物品的社会效用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价值纯粹是偶然确定的，它无论和生产费用或者和社会效用都没有任何关系。" 显然，马克思在否定效用决定价值的同时也否定了劳动决定价值，把价值的"费用"确定和价值的"效用"确定，都看成是"偶然"的。但是，在对价值问题的深入探讨中，马克思也开始承认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例如，关于商品价值及其决定问题，马克思就提到："生产某个物品所必须花费的劳动时间属于这个物品的生产费用，某个物品的生产费用也就是它值多少，即它能卖多少钱（如果撇开竞争的影响）" 。这一提法说明，马克思已经觉察到，对价值决定的考察是可以撇开竞争的影响的，这已经比《巴黎笔记》中的观点前进了一大步。马克思还明确提出："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中，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的问题即物品的价值问题的解决，本质上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马克思开始理解价值在竞争中的现象形态和在生产过程中的本质规定之间的区别，在方法论上初步理顺了价格现象和价值本质的关系。

　　2.唯物史观创立对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革命的意义

　　唯物史观的创立为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揭示了唯物史观的根本方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承认劳动价值论，肯定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是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过程的科学阐述，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的必然的结果。

　　在《哲学的贫困》中，唯物史观成为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论的方法论基础，初步建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研究的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具有过渡性的、历史上暂时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运动及其内部联系，研究的是人们借以进行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经济形式及其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第一次公开表述了自己对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立场。他批判地吸收和利用了李嘉图理论中的合理成分，肯定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功绩，赋予李嘉图劳动价值论新的内涵，在许多理论观点上实现了对李嘉图的超越。唯物史观的运用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的确立，使马克思找到了与蒲鲁东的价值理论进行全面论战的科学方法，实现了劳动价值论研究的重大突破。

　　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对价值理论的重新探索，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革命的重要前提。在《伦敦笔记》评述李嘉图著作的札记中，马克思肯定了李嘉图对物品的效用即使用价值与物品具有购买其他商品的能力即交换价值的区分，肯定了李嘉图关于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决定价值的观点。马克思在举例论证商品的相对价值量同资本的不同部分的比例关系时，说明资本采用劳动生产率高的机器进行生产，可以降低产品的成本和价值，可以在商品销售中处于有利地位。这实际上是对李嘉图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观点的深化，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商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问题，以及商品价值量的决定问题。同时，马克思也批评了李嘉图对价值与财富的混同，认为"李嘉图只在概念上去分清价值与财富的区别"，实际上"价值和财富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财富取决于充裕程度，而价值取决于生产的难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4卷，109、1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价值与产品产量的运动反映了二者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对立，因此，"随着一定量劳动--一定数量的资本和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的交换价值就会相应地降低，因而加倍的产量只有这个产量的一半从前具有的价值"同上书，109~110页。。这时，马克思虽然还没有把价值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来，也没有能够提出使用价值的范畴，但他的这一分析已经包含着商品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体、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商品价值量成反比的思想萌芽。
显然，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的这些探索，不仅是在研究了有关价值理论的重要文献的基础上作出的，而且也是在与当时经济理论界关于价格、货币理论的论战中形成的。当时银行学派和货币学派关于价格和货币理论及政策的争论，是马克思深入研究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切入点。毫无疑问，马克思是在同主流经济学发展最新趋向的"对话"中、是在对政治经济学最高成就的吸纳中、是在对经济学发展面临新挑战的思考和回应中形成自己的新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的。

　　3.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科学革命的要义

　　19世纪50年代后半期以后，马克思从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一直到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在这长达10年的科学研究中，对劳动价值论研究实现了新的理论突破，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体系。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循着这一思想轨迹，以商品为研究的出发点，逐次展开对交换价值、价值、价值量等问题的分析。直到马克思晚年，他在说明自己的价值理论的特色时还认为："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 。

　　最后，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二重性学说。这样，"劳动创造价值"已精确为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在社会商品再生产过程中，进一步精确为抽象劳动创造新价值和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并转移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中的旧价值这样的两重性。马克思十分珍重自己的这一理论创见，他认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 ，而且还是他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最好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1卷，331页。。由于劳动二重性理论的创立，使"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古老命题从此有了崭新的含义。长期以来困扰劳动价值论发展的理论障碍已被排除，劳动二重性成了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成了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理论武器之一。

　　马克思在对价值形式从简单的价值形式到扩大的价值形式，再到一般的价值形式，最后到货币形式发展序列的分析中，科学地揭示了货币的起源和本质。价值形式发展的事实，进一步使商品二因素理论、劳动二重性理论和商品拜物教理论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序列中得到了证实，从而使劳动价值论内在结构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价值形式理论也是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运用的辉煌成果。马克思对价值形式所作的抽象的，有时甚至好像是纯粹演绎式的叙述，实际上是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史的大量实际材料为依据的。马克思所阐述的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两极的矛盾运动，正是对价值形式自身在历史上辩证运动的逻辑再现。价值形式理论确实证明，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形式运用于政治经济学。
　三、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发现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一生科学研究中的第二个伟大发现。这一理论的创立"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这一理论成为马克思《资本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奥秘的最基本的原理。

　　1.剩余价值一般的发现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剩余价值一般的概念。马克思以资本和劳动能力的交换作为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出发点。他首先区分资本和交换的性质上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两个过程：一是工人拿自己的商品同资本家的一定的货币额相交换；二是资本家把交换来的"劳动本身"，在生产过程中作为一种生产劳动加以使用，使资本价值得到保存和增殖。马克思认为，第二个过程是资本占有劳动的特殊过程，是同本来意义上的交换相对立的、本质上完全不同的范畴，其实质在于："由于劳动被占有、被并入资本......资本开始发酵并且成为过程，成为生产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册，259页。。这一过程在现实经济运动中表现出二重性：一方面表现为一般生产过程中活劳动和它的物质对象之间的自然联系，也就是表现为"简单生产过程"或"劳动过程"；另一方面表现为资本占有劳动而实现价值增殖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前一方面是"形成的资本内容"关系，后一方面是"资本作为资本的形式关系"。马克思认为："资本同时是这两种规定，并且同时是这两种规定彼此的关系。"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剩余价值一般作了更广泛意义的探讨。他把剩余价值一般和剩余价值特殊的转化关系，看做是资本一般形式到资本特殊转化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认为，首先必须在"资本一般"基础上揭示"一般形式的剩余价值"，然后才有可能在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形式上揭示剩余价值"分支"--利润、利息等等的本质。同时，马克思也把剩余价值一般向剩余价值特殊的转化过程，和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过程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剩余价值一般不只是一种逻辑运动中的存在，同时也是资本现实运动中的一种存在。

　　2.剩余价值源泉的探索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首次提出了劳动力商品理论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在对资本运动两个过程的第一个过程的分析中，对"劳动"和"劳动力"作了区分。这就是："工人出卖的只是对自己劳动能力的定时的支配权" ，而"劳动能力"本身"根本不存在于工人之外......只是在可能性上，作为工人的能力存在"；"劳动能力"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受到资本的推动，它就会变成工人的一定的生产活动" ，即成为创造价值并使价值得到增殖的过程。因此，劳动实质上只是劳动能力使用价值实际发挥作用的过程。马克思进一步区分了"劳动能力"价值和"劳动能力"使用价值，认为"劳动能力"商品的价值也是由把工人本身生产出来所耗费的那个劳动量决定的。最后，马克思的结论就是："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正好在工人方面表现为超过他作为工人的需要，即超过他维持生命力的直接需要而形成的剩余劳动。" 在这里，马克思把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并把剩余劳动归结为"劳动能力"使用价值创造的价值超过"劳动能力"自身价值的余额。劳动力商品理论成为揭示剩余价值源泉的重要理论基点。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劳动力商品理论。这时，马克思是在"货币转化为资本"总命题下，在对"资本总公式"G-W-G′的深入分析中，对劳动力商品存在的历史条件、劳动力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特殊性作了周详论述。这一论述深刻地表明，G-W-G′运动形式是揭示劳动力商品实质的逻辑前提，而劳动力商品又是G-W-G′运动形式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实际基础。G-W-G′运动形式和简单商品流通的W-G-W运动形式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包含着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买和卖的过程。只有在劳动力商品存在并发生作用的基础上，G-W-G′的价值增殖才可能是不违背商品经济基本规律的经济过程。马克思劳动力商品理论的创立，不仅深刻地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源泉，而且也从理论上彻底地解决了使古典学派陷入绝境的难题。在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工人获得的工资只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资本获得的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劳动力使用价值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力价值的部分，就是被资本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即利润的原生形态。马克思正是在严格意义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阐明剩余价值起源的。

　　3.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的探索

　　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首次提到"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概念，并初步分析了相对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他认为，资本是力图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的不停运动，而生产力一旦成为资本的生产力，就自然成了创造更多剩余价值的物质条件。其原因在于，"工人提高了的劳动生产力，由于缩短了补偿物化在工人身上的劳动......所必需的时间，因而表现为工人用在资本价值增殖......上的劳动时间延长了" 。马克思还探讨了剩余价值"相对量"的增大与"生产力乘数"即生产力增长倍数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但是，马克思这时还没从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上，阐明这两种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的内在联系。

四、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及其趋势研究

　　1.资本积累的实质及其必然性研究

　　1863年以后，特别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在他所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趋势的高度系统地阐述了资本积累理论，从而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积累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化的实质，分析了资本积累的必然性和决定资本积累量的因素。马克思认为，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就是资本积累。资本积累的真正来源是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对剩余价值的无止境贪欲，是驱使资本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而激烈的竞争则是迫使资本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外在压力。由于资本积累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因而资本积累的数量也就取决于剩余价值的数量。因此，在剩余价值分割为积累基金和资本家个人消费基金比例已定的情况下，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之间的差额、预付资本的总量，就是决定并制约资本积累量的主要因素。

　　马克思考察了资本积累的中心问题，即资本积累对工人阶级命运的影响，"最重要的因素是资本的构成和它在积累过程进行中所起的变化" 。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引起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从而使资本的可变部分同不变部分相比越来越小；同时又由于资本集中加速资本积累的作用，扩大和加速了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即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的需求以增加它的不变部分，从而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这样，"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 。马克思由此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中所特有的人口规律。过剩的工人人口既是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必然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重要杠杆，它绝对隶属于资本，是资本积累的杠杆。马克思通过大量的事实，深刻地揭示了资本财富积累和工人贫困积累之间的对立运动，得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 。这一规律的基本内容就是：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

　　马克思还从资本积累回溯到资本原始积累，并在对资本原始积累的考察中，揭示出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马克思指出，资本积累提高了生产水平，资本主义生产实现了社会化；生产资料日益集中，生产规模扩大；劳动社会化，每件产品都成为许多人共同劳动的结果；生产过程社会化，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各项生产活动联系紧密；市场规模日益扩大，国际市场形成，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成为世界性的生产。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并由社会对生产实行统一的计划管理，对产品在全社会范围内根据劳动者的利益进行分配。但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本积累不可遏止的发展，私有制不断扩大，资本日益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中。结果，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社会化的矛盾日趋尖锐。当这一矛盾的尖锐达到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相容的地步时，"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这就是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潜藏在它自身的历史形成过程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小私有制的否定；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又必然造成对自身的否定。马克思称之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过程中固有的"否定的否定"过程。这后一个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可见，资本积累理论是马克思探索资本主义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的重要内容，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继续和发展。

　　1863年以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三卷手稿中按原先的方法论原则，对经济危机从潜在的可能性向实在的现实性逐步转化的过程作了论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在对货币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分析中，探讨了经济危机的潜在可能性问题。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在对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和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的分析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之间的一系列矛盾，证明了这些矛盾和经济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后，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积累规律和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基础上，深入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及其对资本主义运动历史趋势的影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物质生产能力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的冲突："当一方面分配关系，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和另一方面生产力，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扩大和加深时，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 马克思由此揭示了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为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的冲突，以及资本增殖的生产目的和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这一手段之间的冲突的根本性质。马克思认为，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的经济危机，都是通过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强制地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些矛盾得到缓解。但是，"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 。当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只能依靠对这种生产力本身的暴力的破坏才能继续前进时，这一社会肯定无法逃脱最后崩溃的历史命运。
　五、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打算教条式地预料未来社会，更不打算用未来社会的幻想图景作为救世之道。他们只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只是在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分析中，对未来社会作出科学预测。马克思一再强调，未来社会的产生是以现存的"物质和精神条件的发展为前提"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的"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是未来社会产生的现实基础。"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并不能等同于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却是向马克思所预言的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对深刻地理解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有着重要的意义，对理解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启迪。

　　1.未来社会所有制问题的探索

　　恩格斯曾经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7卷，4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恩格斯所强调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和发展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和发展为基础的，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完善和巩固为目标的思想，说明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未来社会经济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

　　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就提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种"积极的扬弃"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扬弃" 。可见，共产主义的社会占有形式是对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的直接否定，共产主义对财产占有形式的变革是以完全地、自觉地保存以往社会发展已有的全部物质财富为基础的。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在唯物史观创立和形成的基础上，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占有制"的重要概念，认为"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作为取代资本主义占有制的新型的所有制形式，其特征就在于：在消除旧的社会分工和实现了社会对全部生产调节的基础上，"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地位，并把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这一明确的革命目标，把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消灭私有制" 。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所有制问题的这些初步论述，主要是在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制度整体发展的考察中作出的。之后不久，在对1848年欧洲革命这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的反思中，马克思进一步对"无产阶级的占有制"的对象和主体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证。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指出："劳动权实际上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是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曾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概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从而"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和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 。社会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的占有制"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占有生产资料的主体是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

　　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较为详细地摘录了有关西欧小农所有制和土地所有制历史演变的材料，探讨了东方社会经济关系中是否存在土地私有制关系的问题。他认为，"改造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所有制这种肮脏东西，应该成为未来的变革的基本内容"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所有制问题作了较为清晰的理论探讨。这一探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探讨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向未来社会公有制过渡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基本内容就在于："工人丧失所有权，而物化劳动拥有对活劳动的所有权，或者说资本占有他人劳动" 。资本主义所有制既能"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 ，同时也会产生"新的限制"，"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即小私有制是相对立的，是对先前存在的小私有制的否定。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又必然造成对自身的否定，形成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这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对立的就是劳动主体共同的生产能力，成为他们共同的社会财富的所有制形式，亦即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以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为特征的社会所有制形式。当然，这种新型的所有制形式，完全是以物质和精神条件的发展为前提的。第二，探讨了未来社会公有制的本质规定及在未来社会生产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从一般意义上论述了未来社会公有制的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二是"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三是占有和控制这些生产资料的主体是"社会化的工人"，即以高度的"社会性"和"科学性"为基础的结合劳动主体，或者说是"联合起来的个人"。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未来社会全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不仅社会经济形成了以有计划分配社会劳动时间为特征的运行模式，而且社会生产的目的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生产完全是为了"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在未来社会，人及其需要、人的全面发展，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高目标，"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公有制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首先，在对社会经济形式发展的比较研究中，马克思论述了未来社会即"自由人联合体"中的所有制性质及其在这一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地位。他认为，"自由人联合体"中的首要特征就是"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而且在再生产中，社会产品中"重新用作生产资料"的部分"依旧是社会的"。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既定前提下，"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同时，社会也实行个人消费的按劳分配，即"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马克思第一次说明了未来社会经济应有的主要特征，强调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作用。

　　其次，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辩证发展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扬弃自身，为新社会的公有制经济创造历史前提的客观必然性。根据对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结合方式的分析，他把所有制关系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根据生产资料归属性质，分为"公共的、集体所有制"和"私有制"；一是根据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结合的方式，把私有制分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劳动者本身的小私有制。马克思概述了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趋势。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走向已潜藏在它自身的历史形成过程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在否定小私有制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又必然"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形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固有的"否定的否定"的过程。这后一个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这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公有制的性质和特征长期思考的最为系统的科学概括。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实行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时间的思想，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科学预测，是对未来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视域

　19世纪6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面对资本主义变化的新特点和新趋势，结合国际工人运动的新情况和新任务，高度关注当时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发现，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视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理论体系。

　　一、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密不可分，这是由工人运动的特点和马克思主义的特性决定的，一方面，工人运动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得到健康、蓬勃的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出改造世界的巨大作用，才能获得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不仅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初步结合的产物。在以后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发展中，这种结合愈益明显。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始终是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根本问题。

　　1.工人运动的国际联合和团结

　　马克思恩格斯历来非常重视工人运动的国际联合与团结。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就对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经历的各个阶段，以及最后必然走向国际性团结联合的趋势作了详尽分析。他们指出，在起初阶段，"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并且指出，"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 。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加强工人运动国际联合的设想没有实现，但他们仍然为此进行孜孜不倦的努力。在革命失败后及工人运动重新高涨的过程中，他们积极进行理论探索，密切注视着工人运动走向联合的趋向，并为此作出积极的准备。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进一步加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19世纪60年代初，工人团体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欧美各国的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涨。加强各国工人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支持，成为各国工人群众的共同愿望。各国工人运动出现走向国际联合的新趋势。马克思恩格斯立即投入紧张的战斗之中，为推动各国工人运动的国际联合，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小礼堂举行了由英国、法国及德国、意大利、波兰等国工人代表参加的大会，决定成立"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也就是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后人们所称的"第一国际"。马克思作为德国工人代表参加会议并被选入总委员会，担任德国通讯书记。第一国际的成立，标志着工人运动的国际联合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论述国际工人协会成立的缘由时，马克思指出："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高涨，在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
　　在第一国际纲领和章程起草的最初阶段，英、法等国家的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派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力图把民主主义作为第一国际的指导思想。后来，文件的起草权转到马克思手中。马克思发现，已经起草的纲领和章程既不符合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实际，也不利于以后国际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马克思以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为指导，结合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现状和趋势，重新起草纲领和章程，并很快完成《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两个重要文件。马克思为维护第一国际的无产阶级性质，确立第一国际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及策略路线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在结合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国际工人运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第一，实现经济的解放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伟大目标。
　　马克思认真总结了1848年以后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明确指出实现经济的解放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目标。《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指出："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项伟大的目标，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这一目标" 。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是在深刻总结工人运动新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首先，《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国际工人运动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有两个重大事实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一是英国工人阶级经过几十年的顽强斗争，争得了十小时工作日立法，粉碎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任何对经济生活人为的干预都会导致"自然秩序"的破坏的谬论。二是"合作运动"，尤其是工人自己发起建立的合作工厂。马克思指出，这个运动证明，大规模的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资本家和雇主的参加下，工人阶级完全有能力自己加以组织领导，从而证明，雇佣劳动制度最终将被历史淘汰，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 。其次，马克思通过对当时资本主义繁荣发展和工人阶级日益贫困事实的分析，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并不能给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带来根本的改善。马克思指出："工人群众的贫困在1848年到1864年间没有减轻，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个时期就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来说却是史无前例的。" 即使在工业发展程度最高的英国的首都，"饿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规" 。工人阶级只是指望在点点滴滴的改良中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第二，工人阶级要实现经济上的解放必须争得政治上的权利。
　　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及以后的工人运动遭到血腥的镇压，使一些国家的工人群众对政治斗争情绪消极，甚至产生了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经过社会改良的方法来达到自己解放的目的的想法。蒲鲁东、拉萨尔等人鼓吹的机会主义开始在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马克思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重新强调了政治斗争的意义。马克思指出："1848年到1864年这个时期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仍然限于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因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是不会支持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的，而且他们"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马克思号召："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 。
　　第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及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组织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论述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各国的党组织和党的机关报刊大都被暴力的铁腕所摧毁。在工人运动重新出现高涨时，他们又重申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及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组织原则。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要想作为一个阶级行动，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政党。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并且指出"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 。这两个重要文献还论述了党的指导思想和组织原则的重要性。《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指出，"工人们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人数众多；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第七条还具体规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这些论述对以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起到了示范作用。
　　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及时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从多方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化和发展。
　　第一，进一步证明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1848年以后的欧洲革命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巴黎公社革命使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和发展。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论述了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他指出："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不能消除无产阶级的贫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必将逐步深化和尖锐，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更使无产阶级处于水深火热的处境之中。"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 。因而，在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及路易·波拿巴穷兵黩武对外扩张政策的连续失败的条件下，法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巴黎公社革命的办法不可避免。
    第二，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思想。巴黎公社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对暴力革命思想已经作过多次精辟论述。巴黎公社革命这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腥风血雨的武装较量，对马克思恩格斯暴力革命思想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巴黎公社革命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在革命中，工人阶级始终牢牢掌握住革命的武装，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捍卫新生的革命政权。马克思对这条经验予以高度的重视，他指出："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在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力拱手交给统治阶级的共和主义骗子们" 。同时，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帝国制度是国家政权的最低贱的形式，同时也是最后的形式。它是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当作自己争取摆脱封建制度的解放手段而开始缔造的；而成熟了的资产阶级社会最后却把它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 。无产阶级要想彻底摆脱资本的统治，实现自身政治和经济上的解放，必须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巴黎公社革命的另一条经验就是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人民公社。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总结，他指出："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还在于人民组成了公社，从而把他们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 。
　　第三，进一步深化了对工人阶级的国家的认识。巴黎公社举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找到了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新型政治组织形式。这是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和最伟大的历史功绩。马克思总结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巴黎公社通过一系列措施，"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 。
　　第四，完善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根据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必将遭到反动阶级的反抗，因而必须坚持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指出："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 。
　　第五，进一步论证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组织同盟军的重要性。巴黎公社革命是在第一国际的影响下发生的，但它本身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领导。其中成员绝大多数是蒲鲁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他们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不可避免。马克思根据这个沉痛的教训，论证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对夺取革命斗争胜利的重要意义。同时，巴黎公社革命的领导者们对组织同盟军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特别是对农民阶级的重要性的认识不够。在整个巴黎公社运动期间，各地农民始终没有行动起来，没有配合工人阶级展开有效的斗争，因而运动惨遭镇压。这个血的教训，再一次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组织同盟军特别是建立工农联盟的极端重要性。

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理论的新探索

　　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和策略是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重要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斗争策略的思想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特别是巴黎公社革命后，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斗争的策略进行了新的探索，极大地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的理论。

　　1.巴黎公社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选择
　　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的思考，集中于暴力革命的问题。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是他们深入考察历史上的社会革命，特别是近代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1848年欧洲大革命，客观分析无产阶级革命所处的现实环境和条件后得出的结论。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等著述中，对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作了深刻总结，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在革命中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思想。论证了公社建设的主要经验：人民当家作主，对国家公职人员实行选举、监督和罢免制；反对特权，一切社会公职人员的报酬只能相当于工人的工资；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公社应当成为全国各地的政治形式并组织民族的统一等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新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学说。此时，马克思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的思想仍然是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他认为，巴黎公社革命的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就是无产阶级应该采取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彻底地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以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
　　此后，面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不断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相对趋于缓和等新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进行了新的阐述。他们在强调暴力革命重要性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各国工人阶级要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革命方式和道路的思想，提出了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的可能性。暴力手段和和平手段都是夺取政权时可以采用的方式，但是，由于不同的国家情况有别，因此革命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像英、美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就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夺取政权。1871年，马克思在论及当时各国革命形势时曾指出，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目的，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能够用和平手段获得政权，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是有利的，因此只要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无产阶级不仅不反对，而且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当然，即使在这个时候，也要做好暴力革命的充分准备。1872年，马克思在《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演说中郑重指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 。
　　进入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对普选制的作用日益重视，提出了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标尺的重要论断。这一重要论断突破了他们以往对普选制的认识，19世纪60年代，他们一度认为普选权在德国这样的国家，对工人来说是陷阱，是政府的欺骗工具。到70年代初，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利用普选权的最初战绩中，看出"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 ，开始逐步阐明它的重要作用。70年代末，他们进一步指出，议会斗争使工人党"有可能统计自己的力量，向世界显示它的组织得很好的和不断壮大的队伍" 

三、 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欧洲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东方社会反抗资本主义殖民统治的斗争却日益高涨，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夜。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判断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国家社会革命的相互影响，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亟待解决的课题。与此同时，古代社会史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新成果、新发现，为马克思恩格斯认识东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发展道路从而科学揭示社会形态发展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素材。在实践发展和理论发展双重需要的推动下，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考察从近代追溯到古代，从现实展望到未来，从西方拓展到东方，深入探讨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

　　1.东方社会性质和发展道路的研究过程
　　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对俄国、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道路进行了初步研究。1853年春天，由于西方列强和沙皇俄国之间在巴尔干和近东的矛盾日益尖锐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就东方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时，马克思对亚洲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家的历史和发展前途很有兴趣，他阅读了麦克库洛赫、克列姆、贝尔尼埃、萨尔梯柯夫等人的作品，以及其他一些有关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和经济的著作，并作了摘录。此外，马克思还研究了英国议会的蓝皮书和东印度公司的历史。通过广泛阅读和认真研究，马克思注意到"不存在土地私有制" 是东方社会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认为印度村社的封闭、孤立使其"没有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需的愿望和行动" 。在他看来，东方社会要改变停滞状态迫切需要一场社会革命。马克思还严厉谴责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声讨英国殖民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野蛮罪行。他在考察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掠夺政策对中国国内状况所产生的影响之后，指出中国革命也将对英国并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影响。他满怀激情地写道："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但是，马克思当时认为，东方社会将无法逃脱资本主义体系，中国也将通过革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在19世纪50年代末，马克思集中探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生产方式的探讨中，对历史上几种主要的所有制形式进行了系统考察。他通过研究发现，"亚细亚所有制"是一种比"古代所有制"、"日耳曼所有制"更原始的所有制形式，并指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是其存在的基本前提，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其最根本的特征，自给自足是其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正式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并用以指称人类社会的最早形态。
　　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学术界对人类史前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出版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著作。与此同时，俄国思想界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争论愈演愈烈，一些俄国革命家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得到马克思的指导。在此背景之下，马克思更加深入地研究了东方国家特别是俄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问题，深化了有关认识，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通过研究，马克思科学区分了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进一步修正和深化了他的社会形态理论。马克思晚年在研究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著作以后，认识到亚细亚农村公社同原始氏族公社有很大的区别，前者因夹杂着私有制因素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公有制形式，人类社会发展的起点是原生形态，是不存在阶级、私有制和国家的原始氏族组织，而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反对俄国民粹派将俄国农村公社神秘化、独特化的做法。他认为，从历史上看，农村公社并非为俄国独有，西欧在遥远的过去到处都有不同程度上是古代类型的公社所有制。从当时来看，在印度等东方国家也有类似的存在形态。在对这种农村公社历史方位的理解上，马克思借用地质变化规律来说明原始公社的演变--"地球的太古结构或原生结构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沉积组成的。古代社会形态也是这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时代的阶段。俄国农村公社属于这一链条中最新的类型" 。由于俄国农村公社表现出较早类型原始公社所不具备的新的历史特点，特别是其所有制兼有公有和私有的双重性质，因此，它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晚年对人类社会原生形态及其历史残留有了新的认识，他不再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这一概念用以表征人类社会发展最早阶段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概念是"原始社会"、"原生社会形态"。通过对原生社会形态及其历史演变轨迹的考察，马克思对当时在俄国、印度等东方落后国家存在的农村公社作了如下历史定位：从时间序列看，它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的过渡物；从空间序列看，它是历史的"残迹"，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并存。
　　总体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设想，是一个以俄国为研究典型，从俄国农村公社本身固有的二重性出发，以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为前提，以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为必要条件的可能性设想。这一设想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内涵。其中，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残存的农村公社是古代公社的最新形态的思想，构成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内容，为我们认识世界历史条件下各种古老的甚至原始的社会结构提供了科学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落后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揭示了社会形态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的思想，反映了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和开放性。这些思想，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科学认识，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于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解决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当然，这一设想主要是针对当时东方社会特别是俄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提出来的，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村公社是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起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是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条件等具体论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然而，在历史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看待这些具体论断，需要人们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行新的思考。恩格斯在晚年曾特别告诫向自己求教的俄国人，希望他们"不要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 。

四、社会历史观的多方面阐述
　　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完善是在解决它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19世纪下半叶，唯物史观面临着重大问题与挑战：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预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能成为现实，大量有关原始社会材料的收集、整理、总结工作急需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以及资产阶级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庸俗化和歪曲等等。恩格斯晚年对这些重大的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述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五封信，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1.原始社会发展的研究及对唯物史观论证的深化
　　唯物史观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时，对人类社会的起源及原始社会结构也进行了探讨，但由于历史材料的短缺和当时人们认识的局限，对人类社会的起源更多的是科学的猜想。因而，必须利用科学的实证材料，进一步地阐明了人类社会的起源及其面貌。1877年，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发表，在这部划时代的巨著中，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本质及其与部落的关系，揭示了氏族是原始公社制度的基本细胞，证明了原始氏族制度从母权制进到父权制的一般进程。这一卓越发现，揭示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和基本特征，为解开古代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的历史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对摩尔根的重大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了高度评价。马克思十分详细地摘录了摩尔根书中的观点和材料，作了许多批语，补充了若干材料，打算把摩尔根的书介绍给德国读者，但马克思生前没有实现这个愿望。为了补偿亡友的遗愿和驳斥"讲坛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分子宣扬的超阶级的国家观，1884年3-5月，恩格斯利用马克思的结构、评语和评论，在摩尔根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了大量的实际材料，全面、系统地探索了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完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一书。在《起源》中，恩格斯科学地分析了人类早期的历史，揭示了家庭、私有制发生和发展的规律，阐明了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阶级对抗，剖析了国家的起源的实质，证明了国家由阶级产生、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的规律。
　　《起源》以丰富的史实材料为根据，科学地分析了家庭、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发展及其本质，填补了人们关于史前社会研究方面的空白，也弥补了唯物史观此前关于史前社会研究方面的不足，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新概述
　　19世纪80年代以后，为了批判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等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的歪曲，恩格斯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一书。这部著作在全面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关系的同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阐明和发挥。
　　3.历史唯物主义书信对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本来是很清楚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论证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肯定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本论》、《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都清楚地说明了这点。但在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欧美各国得到广泛传播并在工人运动中确立了主导地位的同时，也遭到来自两方面的攻击。一方面攻击来自以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的挑战。巴尔特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经济派唯物主义，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只承认经济因素的作用。另一方面攻击来自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的歪曲。他们机械地庸俗地解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被他们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这一状况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尤其在青年中造成思想混乱。
　　为了驳斥巴尔特等人和"青年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攻击，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给康·施米特、约·布洛赫、弗·梅林、瓦·博尔吉乌斯等人写了五封重要书信，全面论述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为完善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贡献。

五、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文化观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严密的科学体系。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科技、文艺、伦理、宗教、军事等方面，文艺观、伦理观、宗教观等都是这一科学体系的重要内容。
　　1．《自然辩证法》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科学观
　　马克思恩格斯一贯注重自然科学，虽然早在他们与以往旧哲学斗争的过程中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的许多基本思想，但由于他们当时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创立唯物史观，所以并没有就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和阐发。直到1873年，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发展的需要，恩格斯才开始写作《自然辩证法》一书，第一次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科学观。
　　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的主要目的首先在于，根据充分的自然科学事实，系统阐发科学的自然观，完成自然观方面的根本变革。其次，就是要创作一部直接同《资本论》衔接起来的著作，它不仅要揭示自然界本身的辩证发展过程，而且还要揭示自然界发展的客观过程是怎样有规律地超出自然界的范围辩证地过渡到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中去的。再次，为了批判自然科学中的种种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思潮，反击资产阶级学者利用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对马克思主义发起的种种攻击。虽然这部著作没有最后完成，但是却集中地反映了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的许多精湛的思想。
　　《自然辩证法》深刻揭示了从自然界向社会历史过渡的辩证法。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论文中，恩格斯提出并论证了"劳动创造了人"的科学论断，揭示了人类的起源和从自然界向人类社会过渡的辩证法，为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自然史和社会史的统一提供了结合点和关节点。
　　恩格斯考察了宗教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揭示了宗教发展的规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哈论》等著作中，提出宗教的发展是一个由对自然的崇拜发展为多神教，由多神教发展到一神教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与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以及人的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相联系的。恩格斯指出，统一的神的出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没有统一的君主就决不会出现统一的神，至于神的统一性不过是统一的东方专制君主的反映" 。此外，恩格斯还论述了宗教这种意识形态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全面地揭示了宗教的发展规律。恩格斯在揭示宗教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同时，还预言了宗教的发展趋势。宗教既然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必然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归于消亡。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仍然处于异己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支配之下，宗教是不可能消亡的。人们只有充分认识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宗教才会消亡。





    第四章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特点。在资本主义时代发生剧烈变化中，马克思主义面临着自其诞生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及国际范围内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反击、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捍卫和发展，形成了世纪之交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论争的大格局。

　　一、资本主义时代的变化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

　　1.世纪之交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变化
　　
　　一切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最后决定力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决定着整个社会形态的发展和变革，决定着时代的变革。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资本主义时代发生大转折的时期，这种大转折首先就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引起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集中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就生产力的发展而言，19世纪的最后30年间，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电力在工业方面的广泛应用，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工业比重超过了轻纺工业，开始成为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国家。由于新的炼钢法、发电机、内燃机和电动机等的广泛应用，导致汽车制造业、钢铁工业、冶炼工业、化学工业等新兴工业部门涌现，交通通讯等部门迅速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并显著地推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高速增长。但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及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是不平衡的。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农业的发展落后于工业的发展，轻工业的发展落后于重工业的发展，旧工业部门的发展落后于新工业部门的发展。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美国和德国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运用最新的技术装备来发展本国的工业方面，捷足先登，成效显著；相反，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科学技术应用相对滞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对缓慢，英国的"世界市场"地位日渐衰落。
　　经济上的变化决定了政治上的变化。经济上的垄断奠定了资产阶级收买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的经济基础。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从国内外剥削来的大量超额利润的很小一部分，通过高工资收买工人阶级上层分子，以造成"分裂工人、加强工人中间的机会主义、造成工人运动在一段时间内腐化的这种趋势" 。在资产阶级的诱惑下，少数工人阶级上层分子逐渐蜕化变质成工人贵族，充当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成为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收买工人运动的"领袖"和"理论家"使其蜕变为工人贵族，一时成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惯例"。资本主义垄断统治的加强，使小生产者加速破产，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进入工人队伍，工人队伍中的这些新兵把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动摇、妥协的本质带进了工人阶级队伍，而小资产阶级的这一本质在工人运动的政治路线上的表现就是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如列宁所指出的："一批批'新兵'被吸收进来，一个个新的劳动群众阶层被卷入运动，就必然会引起理论和策略方面的动摇，重犯旧错误，暂时回复到陈旧观念和陈旧方法上去等等" 。此外，在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无产阶级由于学会了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创办自己的报纸、建立自己的教育机关等合法斗争的形式，势必淡化革命意识，模糊斗争目标。一时，主张通过阶级合作，通过和平"渐进"的道路，使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想，开始在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内部泛滥起来。同时，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方式也由以前的公开镇压转变为公开镇压和表面让步两手同时并用，或者交替使用。资产阶级一方面采取某些微小的让步和妥协，以麻痹工人的斗志，使他们脱离革命斗争的道路；另一方面则推行反革命政策，支持黑暗反动势力，对工人运动采取暴力镇压的方式。"资产阶级策略的曲折变化，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猖獗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引向公开的分裂。"
　　但是，资本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这些具体变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相反还在更深层次上激化了这些矛盾。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随着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恶化，工人运动的广泛展开，以及无产阶级组织性和觉悟性的极大提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对抗性质充分暴露出来，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化；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随着各国间经济、政治实力的不断变化，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激化，必然导致战争的爆发；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之间，随着垄断由国内走向国际，垄断资本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人民进行了极其野蛮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随着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觉醒，民族解放运动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也发展到了炽热化的程度。
　　"帝国主义已经从萌芽状态生长为统治的体系，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居于首要地位"，垄断资本"把工人中的某些部分，一时甚至是工人中数量相当可观的少数收买过去，把他们拉到该部门或该国家的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其他一切部门或国家。......于是形成了帝国主义同机会主义的联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时代的这些新的变化，正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产生的深刻的经济、社会和历史的根源。在这一充满着变化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2.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伯恩施坦是修正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大论争的始作俑者。他早期的思想中就已潜伏着右倾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理论观点。青年时代的伯恩施坦对杜林的著作推崇备至，对拉萨尔的由国家贷款给生产合作社的理论异常"热情"。当时，他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就带着杜林主义的眼光。后来，他和卡尔·赫希伯格、卡尔·奥古斯特·施拉姆组成苏黎世"三人团"，他们三人合写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曾试图根据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的特殊情况，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质和根本任务，宣扬右倾机会主义理论。19世纪90年代初，当德国一些经济学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开始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坚持的马克思经济理论大肆责难时，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科学性发生了怀疑，并产生了"内心的竭力抗拒"。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施坦开始全面篡改和"修正"马克思主义。1896-1898年间，他在《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发表的系列论文，成为他对马克思主义"传统解释进行批判"的代表作；1899年1月，他完成的题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成为他与马克思主义公开决裂的宣言书。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背叛，必然导致他对无产阶级政党及其任务的错误理解。他强调，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中，应该取消用无产阶级社会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的提法，而应该采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提法，但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却是一种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大相径庭的进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他还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反对和消灭资产阶级的理论纲领，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党派中"完完全全是曼彻斯特式的经济上的个人负责原则"来改造党；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担负起保障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任务，要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其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一个"民族的党"。
　　伯恩施坦对社会主义目标和特征的歪曲是以"合作经营"为中心命题的。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关于合作经营的论述是十分肤浅的，并且也没有以理论上的"公平态度"来对待合作社，其实合作经营形式不仅与资本主义直接对立，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好体现。它虽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但它作为工人组织包含着充分的社会主义因素，足以把自己发展成社会主义解放的有价值的和不可缺少的杠杆，它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伯恩施坦背叛马克思主义，不仅认定在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中，不需要"炸毁"现存的包括国家机器在内的社会制度本身，而且认定在这个过渡中，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就是积极地"发展"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制度；即使在最后的"过渡"过程中，也完全可能"和平地"，而不是借助于"暴力"、"专政"达到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

　　3.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实践

　　伯恩施坦主义理论提出以后，首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引起了公开的争论。德国社会民主党许多领导成员对伯恩施坦责难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深表不满，有的还站出来坚决反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德国社会民主党1898年10月召开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围绕"运动和最终目的"的内容，首次针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展开了争论；1899年10月召开的汉诺威代表大会、1901年9月召开的卢卑克代表大会和1903年召开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都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言论进行了讨论。在这几次代表大会上，伯恩施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公开而充分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倍倍尔、卢森堡、蔡特金等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尖锐地批判了伯恩施坦的观点。倍倍尔明确表示："我不赞成伯恩施坦的观点，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我同他有分歧。"伯恩施坦"是不会改邪归正的"，"和他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 。卢森堡、蔡特金也是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进行坚决斗争的核心人物。大卫、福尔马尔、奥艾尔等人则极力为伯恩施坦辩护，并继续公开地宣传修正主义的观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发生了严重的理论分歧。
　　伯恩施坦主义的出现，不仅仅是德国的一种民族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中的国际现象。有关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争论很快扩展到世界范围。法国的拉法格、保加利亚的布拉戈也夫、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人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为了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坚决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但是，法国的米勒兰、白里安·阿里斯蒂德，英国的海德门·亨利·迈尔斯、麦克唐纳·约瑟夫·帕特里克，意大利的屠拉梯·菲力浦、比索拉梯·莱奥尼达，奥地利的鲍威尔、阿德勒等人却步伯恩施坦的后尘，攻击马克思主义，宣扬修正主义。世界范围内围绕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展开的论争，说明马克思主义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新的时代下，在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的理论"围剿"中，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还适用？所有这些都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1899年发生的米勒兰入阁事件，可以看做是伯恩施坦主义理论的实践。阿历山大·米勒兰作为法国"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首领，入阁资产阶级政府，担任工商业部长，并帮助资产阶级政府制定收买工人的法令，进行分化和破坏工人运动的卑鄙活动。他的这一背叛无产阶级事业的行为，无论在法国党内还是在国际范围内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法国党内，以饶勒斯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极力支持米勒兰入阁，认为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党的发展和强大的明显标志" ，它有助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盖得派和布朗基派议员则非常愤慨，为抗议米勒兰的入阁行为，退出了联合党团，单独组成了革命社会主义党团。1900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就是国际范围内马克思主义者与伯恩施坦主义者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米勒兰问题成为中心议题。意大利社会党人恩利科·费利和考茨基分别提交了决议案。费利提案认为，在资产阶级制度下，要夺取社会权力，只有占据议席，而要这么做就要依靠党本身的力量，即依靠组成阶级政党的工人的力量，并且必须禁止任何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社会党人对资产阶级政府应当保持不屈不挠的反对立场。考茨基提案认为，在政府实行集权制的国家里，政权是不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的。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看做是夺取政权的开始，只能看做是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手段。在政治形势要求这么做时，这就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大会围绕这两个提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费利提案的支持者强调策略与原则的统一性，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为两个阶级服务"，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就会是为资产阶级的政策和罪行承担责任"，米勒兰入阁直接违背了国际的原则，应该受到谴责。考茨基提案的支持者则反复强调米勒兰入阁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饶勒斯对考茨基提案表示支持，认为它可以被接受；有的支持者甚至认为，米勒兰入阁才表明他真正走上了一个战斗岗位。大会最后以29票对9票通过了考茨基的"橡皮性"提案，这一结局标志着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的产生。
　　在巴黎大会关于米勒兰入阁问题的争论中，基本形成了左、中、右三派。以费利、盖得为代表的左派从原则上谴责米勒兰的背叛行为，并坚决主张对米勒兰的叛卖行为予以制裁；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既与右倾机会主义划清界限，也同"中派"彻底分裂。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站在调和的、折中的立场上，制造各种听起来好像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实际上则是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实质就是寻找各种借口躲避革命。以饶勒斯为代表的右派极力赞同和支持米勒兰的叛卖行为并为其辩护；他们公开否认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之间在原则上的对立，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直接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主张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中、右三派之间的矛盾经过1904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关于米勒兰问题的继续争论和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10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及1912年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帝国主义与战争问题的争论日趋激化，分裂日趋明显；修正主义集团逐渐地篡夺了第二国际的领导权，在国际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大多数社会党的领导人都背叛了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所规定的革命原则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公开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立场上，打着"保卫祖国"、"保卫国内和平"的幌子，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派堕落为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中派"则变成暗藏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鉴于第二国际的大多数政党公开投入本国资产阶级的怀抱，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的事实，列宁宣布："第二国际（1889-1914）大多数领袖背叛社会主义，意味着这个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

二、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理论批判

　　1.卢森堡站在反对伯恩施坦的最前列

　　在资本主义时代发生新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新挑战的情况下，伯恩施坦主义理论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欢迎，但同时也激起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不满，二者展开了对垒和较量。卢森堡、倍倍尔、考茨基、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者纷纷撰文，在抨击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罗莎·卢森堡大学期间就认真刻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投身于波兰革命斗争。1898年移居德国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时正值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公开化，她立即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论战，坚定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斗争中，卢森堡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不仅对伯恩施坦的理论观点和策略主张进行了批判，而且在这一批判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作了阐释。弗兰茨·梅林在给卢森堡的一封信中对此作了高度评价："在反对伯恩施坦的斗争中，您站在最前列。"卢森堡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其重要文献首先集中于她1898年9月在《莱比锡人民报》上连续发表的论文，这组论文后来收入1898年出版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的第一部分。在这组论文中，卢森堡针对伯恩施坦《社会主义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崩溃理论、危机理论等的责难和怀疑，批判了他的修正主义论点，阐释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
　　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作出思考中，卢森堡虽然在对一些理论问题的论证上还有不足之处，甚至在某些理论上还犯有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她始终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罗莎·卢森堡......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 。

　　2.倍倍尔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批判

　　奥古斯特·倍倍尔是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他作为一个革命实践家，在领导德国工人运动中，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著作，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当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观点产生后，倍倍尔就公开表明自己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观点的态度，他说："我不赞成伯恩施坦的观点，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我同他有分歧。" 就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问题，他在189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上作了长达6个小时的报告，在190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以大量的统计数字和详细的分析说话，驳斥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观点。列宁赞誉他是"捍卫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为工人政党的真正社会主义性质而斗争的典范" 。
　　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斗争中，当卢森堡明确提出要把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原则议题展开讨论时，倍倍尔的看法不同，他不主张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来谈论这个问题。他认为，伯恩施坦所论及的并不是党的"策略"问题，而是党的"基本观点"问题，对伯恩施坦这些问题的态度，必须在报刊上加以透彻的讨论，特别是在伯恩施坦的观点在党内已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更应该在党的代表大会之外"客观地进行争论" 。因此，倍倍尔在党的这次代表大会之后通过各种方式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根源及其实质作了深刻的剖析。
　　倍倍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两次代表大会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的捍卫，成为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进行斗争的旗帜。他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严厉而尖锐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留下了宝贵的篇章。

　　3.拉法格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创性思考

　　保尔·拉法格是法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活跃于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舞台。他一生中同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作过坚决的斗争。在马克思主义面临新的挑战时期，面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观点，他起初认为伯恩施坦的堕落是一种"生理现象"，是"多年来精神过度疲劳的结果"。但是，随着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斗争的深入，他很快就认清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实质并与之作了坚决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他虽然没有能够提出新的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却以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哲学基础的剖析为前提，矢志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不同的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许多具有独创性的思考。列宁赞扬拉法格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才能的、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 。

　4.普列汉诺夫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批判

　　格奥尔吉·瓦连京诺维奇·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创立和领导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积极参加过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从1883年到1903年，普列汉诺夫翻译和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撰写了大量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优秀著作，如《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1883）、《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1898）、《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1898）、《唯物主义还是康德主义》（1899）、《再论唯物主义》（1899）等。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 ，为捍卫、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以认为，这一时期是普列汉诺夫一生中功绩卓著的时期。
　　当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盛行时，普列汉诺夫明显地感到伯恩施坦已经全盘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自己不能保持学者式的冷静态度，必须起来进行批判，但又囿于伯恩施坦是个有功绩的同志，应谨慎行事。所以，一开始他并未能站出来公开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后来，德国和欧洲各国无产阶级反对伯恩施坦的高涨的呼声和敌对分子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著作的公开称赞触动了他，使他公开地向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宣战。在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论战中，普列汉诺夫清楚地认识到，反对伯恩施坦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属于水火不相容的性质，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对其进行坚决的批判。在与俄国民粹主义的论战中，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的论战中，他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等方面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作了较为全面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作了较为冷静的思考。
　　普列汉诺夫在他还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时期，他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进行批判的每一篇文章都是重磅炸弹，不仅尖锐地驳斥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而且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列宁对普列汉诺夫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斗争中所作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方面大肆散播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 。
　　但是，由于普列汉诺夫不了解19世纪和20世纪世纪之交资本主义时代的性质和特征，不了解俄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过高地估计了自由资产阶级的作用，过低地估计了农民的革命作用等，因而他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中，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思考时，在一些理论观点上是不彻底的、不科学的。真正对世纪之交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作出科学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作出正确回答的是列宁。

三、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命运的思考

　　深入地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更有力、更深刻地批判驳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捍卫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列宁面临的重大的历史性任务。列宁在《非批判的批判》（1900年）、《怎么办？》（1901-1902年）、《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1910年）、《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1913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卡尔·马克思》（1914年）等著作中，集中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等重大理论问题。

　　1.对马克思主义本质问题的新探索

　　要揭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首先必须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即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做出新的回答。围绕这一问题，列宁着重阐述了以下一些重要观点。（6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列宁于1914年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从创立者的角度给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 但列宁同时认为，恩格斯作为马克思最亲密的同志和合作者，无疑也是这个体系的创立者。他说：要正确评价马克思的观点，无疑必须熟悉恩格斯的著作。"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 在此前不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一文中，列宁在论及恩格斯同马克思关于《共产党宣言》草稿的通信时说："恩格斯这封具有历史意义的信谈到这部著作的最初详细提纲，这部著作后来传遍全世界，它的一切基本上至今还是正确的，有生命力而且有现实意义，就好像是昨天写的。这封信清楚地表明，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名字作为现代社会主义奠基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是很公正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由一整块钢铸成的"严整的科学体系。列宁指出："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 。而这一严整科学体系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运动的普遍规律，是整个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 ，它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社会生产关系，论证了各种社会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因而，列宁说："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它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伟大发现的基础上，在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中，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及实现这一趋势的主体力量，论证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到现在为止的全部有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不断更替地由一些社会阶级统治和战胜另一些社会阶级的历史。"
　　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中，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原则，政治经济学是哲学通向实际生活的中介，而科学社会主义是运用哲学分析经济事实引出的结论。这三者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贯通，共同构成一个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列宁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比作是"由一整块钢铸成的"理论体系，认为"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8卷，341页。。这一论断，同样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科学体系。列宁要求人们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严整性来理解它，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列宁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思考和回答，突出和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面和主要内容，这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也为人们认清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篡改，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指导。

　　2.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理论批判

　　列宁明确指出，修正主义的产生有其阶级根源，"因为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无产阶级身旁总是有广泛的小资产者阶层，即小业主阶层。资本主义过去是从小生产中产生的，现在也还在不断地从小生产中产生出来。资本主义必然要重新产生许多'中间阶层'......这些新的小生产者同样必然要被重新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十分自然，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也就会不断渗入广大工人政党的队伍" 。因此，修正主义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深刻批判了修正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性错误。修正主义者借口实践的发展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那些不满意于其"修正"，力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大加贬斥，动辄扣上"教条"、"僵化"、"正统"等"吓人"的大帽子，而给自己戴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桂冠。对于这种借"发展"之名行否定马克思主义之实的行径，列宁毫不掩饰自己的憎恶，讥之曰："'教条'是一个多么方便的字眼！只要把论敌的理论稍加歪曲，只要用'教条'这个唬人的字眼掩饰这种歪曲，那就万事大吉了！" 事实上，"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 。
　　总之，在列宁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前提，"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

　　3.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时代思考

　　在任何情况下，列宁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1908年，在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失败以后的反动时期，在"现在俄国谁都不会再想照马克思的学说进行革命了"的论调大行其道的情况下，列宁一再表明自己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及其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使命的坚定信念" 。1913年，在俄国革命进入新的高潮但前途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列宁在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程后指出：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世界历史的每一个时期，"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但是，即将来临的历史时期，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 。
　　在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和发展规律时，列宁特别关照到东方国家，对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发展寄予厚望。1913年，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中就指出："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的发源地已在亚洲出现。继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他敏锐地觉察：世界历史已经进入亚洲风暴盛行及其"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他满怀希望地说："不管各种'文明'豺狼现在切齿痛恨的伟大的中华民国的命运如何，世界上的任何力量也不能恢复亚洲的旧的农奴制度，不能铲除亚洲式和半亚洲式国家中的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 列宁的这一预言早已变成现实，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阔步走上独立富强之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取得的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与帝国主义理论的创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进入垄断阶段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殖民地和世界霸权，相互争斗日益激烈，最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引起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成为许多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直接的实践任务。世界历史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得到新的发展。

　　一、列宁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

　　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发展的产物。列宁的哲学思想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丰富和发展。列宁的哲学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境界。

　　1.在批判民粹主义中捍卫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

　　民粹主义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俄国流行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民粹派认为，俄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没有必然性，俄国可以在村社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主力不是工人而是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是知识分子。早期民粹派具有强烈的革命精神，19世纪80年代以后，民粹派逐步蜕变为主张与沙皇妥协、代表富农利益的自由主义民粹派。
　　对民粹派最早的批判者是普列汉诺夫，完成者是列宁。列宁在1894年发表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主要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代表人物米海洛夫斯基的主观社会学，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1899年发表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是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的错误观点，通过论证俄国自1861年资产阶级改革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历史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在对民粹派哲学基础的批判中，列宁深刻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3点）
　　第一，批判民粹派"人类天性"论，论证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1894年，《俄国财富》杂志第1期和第2期发表了米海洛夫斯基的《文学和生活》的文章。米海洛夫斯基从批判《资本论》入手，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发动了全面攻击。他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和任务是完全错误的，"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 。因为历史是一大堆偶然事件的堆积，其中必有一些是"合乎心愿的"，而另一些是"不合乎心愿的"，社会学家的责任，就是在这些事件（物）中"找到实现合乎心愿的事物，消除不合乎心愿的事物的条件" 。一个社会的好坏，关键是看它能否满足人的本性，是否符合"公平"、"正义"原则。一句话，公平、正义等人的本性比经济因素更重要，是社会历史的基础，因而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这种主观社会学的观点，从根本上否认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列宁深刻批判了米海洛夫斯基的主观社会学。他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不是从人类天性出发研究抽象的一般社会，而是研究具体的人类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与自然界不同，它是由人的有意识的历史活动及其结果构成，但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规律的客观过程。马克思把这个根本观点概括为一个著名的命题：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提出了"两个归结"的思路："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 。
　　社会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观点的重大意义在于，把社会关系区分为思想的社会关系和物质的社会关系，并认为物质的社会关系决定了思想的社会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这就彻底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由长官意志任意改变的、偶然产生的机械个人结合体的观念，而把社会看做是有规律运动变化的活的有机体，并能够通过对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的分析研究，发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社会发展中的常规性和共同性，从而发现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

　　2.在批判马赫主义中系统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1905年俄国民主革命失败以后，革命进入低潮，列宁因而有一段难得的时间专门从事哲学研究。与马克思恩格斯着重阐述历史唯物主义不同，列宁此时重点研究的是认识论问题，主要成果就是写于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一著作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以批判马赫主义的形式把马克思恩格斯奠基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系统化，成为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境界的标志性著作之一。
　　列宁把哲学研究的重点转向认识论，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复杂的思想理论背景。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产生了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多数派）与以马尔托夫（Map TOB）为代表的孟什维克（少数派）。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后，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围绕着党的斗争策略发生了极大的分歧和争论。主要有三种意见：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提出退却的革命策略来代替进攻的革命策略，主张党员和干部转入秘密状态，把秘密工作与合法斗争结合起来，以便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孟什维克提出"取消主义"的革命策略，主张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秘密组织，建立一个合法范围内的政党。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内部极少数人反对列宁的退却策略，主张召回党在国家杜马中的代表和一切合法组织中的党员，保持党的所谓绝对秘密状态。这种"召会主义"路线实际上使党与广大群众隔绝。党内在策略路线上的分歧和争论实际上是哲学上两条认识路线的争论在党的工作中的反映。"取消派"和"召回派"在哲学上结成同盟，用马赫主义来修正和反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这种情况下，认识论问题自然被提到哲学研究的首位。同时，19世纪末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发生了深刻革命，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从宏观低速运动领域深入到微观高速运动领域。微观世界的物质表现出不同于宏观世界的物体的特性，原来被当作绝对真理的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定律不能解释物理学新发现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物理学家和科学家对于科学的可靠性和真理性发生了怀疑。而当时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乘物理学危机而根本否认人认识世界的能力，根本否认自然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根本否认真理的客观标准，以至于根本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把这一切都看做人的主观感觉、意见和符号，并由此攻击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和认识论。波格丹诺夫主张用马赫主义认识论代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这场物理学革命，如何理解物理学革命的认识论意义，就成为摆在列宁面前的一个迫切的理论任务。这种哲学斗争形势决定了列宁必须把哲学研究的重点放到认识论。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通过对马赫主义哲学的批判，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了系统阐述。（5点）
　　第一，批判马赫主义的哲学前提，提出两条对立的认识路线和哲学的党性原则。
　　马赫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其基本前提是"物是感觉的复合"。列宁指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都承认知识以感觉为基础，但前者认为感觉发源于客观事物，是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后者认为感觉先于客观事物，是客观事物的根据和本质。这就是唯物主义感觉论与唯心主义感觉论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列宁进一步概括了认识论上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和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并认为恩格斯坚持了第一条认识路线，马赫坚持了第二条认识路线。
　　两条认识路线的提出创造性地发展了恩格斯的哲学基本问题理论。恩格斯曾经指出，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是思维与存在谁是本原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这是从本体论上区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列宁的发展在于强调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思维是否是存在的反映，这也是区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标准。这样就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从本体论上进一步发展到认识论上，适应了19世纪下半叶以来唯心主义主要在认识论问题上攻击唯物主义的哲学斗争的新形势。
　　列宁还从哲学基本问题理论引出哲学的党性原则，指出，哲学基本问题是任何哲学派别都不能回避、必须回答的问题，全部哲学流派尽管名称各异，观点不同，但都只能划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个基本派别，没有第三个基本派别。所谓二元论、经验批判主义等派别只不过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混合而已；同时，哲学基本派别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反映了不同阶级的利益。正如列宁所说："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烦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 。

　　3.在批判折中主义和庸俗进化论中建构唯物辩证法体系
　　在1914年9月至1916年6月的一年多时间内，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点从认识论转向辩证法。列宁先后阅读了从赫拉克利特到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哲学著作，重点研读了黑格尔的哲学，做了8本哲学阅读笔记。这8本哲学笔记加上以前写的哲学笔记，于1933年以《哲学笔记》为名出版。
　　这一时期，列宁把辩证法作为哲学研究的重点，与革命实践的发展和理论斗争新形势是密不可分的。首先，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部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迅速尖锐化，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难得的客观条件。深入分析矛盾的性质和发展趋势，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战争与革命的关系成为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紧迫任务。为此，辩证法被提升为哲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其次，第二国际早在1912年巴塞尔宣言中就已经制定了对未来世界性战争的政策，指出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各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要反对这场战争，并造成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变帝国主义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但以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背叛革命，赞同本国政府的战争政策，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二国际宣告破产。他们为了替自己的背叛行为辩护，歪曲地利用辩证法，在哲学上混淆唯物辩证法与诡辩论的界限。再次，马克思生前曾谈道："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 。但他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恩格斯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出了极大努力，但也没有建立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列宁继承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的同时，在认真阅读黑格尔《逻辑学》基础上发掘了其中的合理内核，创立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的雏形。
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样，《哲学笔记》也是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境界的标志性著作。（3点）
　　第一，批判第二国际后期社会沙文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哲学基础，阐明辩证发展观与形而上学发展观的根本区别。
　　沙文主义是指把本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好战情绪。社会沙文主义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是机会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产物和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资产阶级以"保卫祖国"为幌子，欺骗人民，拥护和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否认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公然宣称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卫民族自由和民族生存，投票赞成军事预算，积极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拒绝宣传和支持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革命行动，完全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二国际各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为了替自己的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辩护，把辩证法歪曲为任意玩弄的诡辩论。对此，列宁专门阐述了辩证法与诡辩论的区别。
　　辩证法与诡辩论作为方法论，都主张反映事物本质的概念的应用具有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但二者的原则界限在于：辩证法客观地应用概念的灵活性，也就是概念的灵活应用必须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也就是反映事物的联系、发展、矛盾的辩证本性；而诡辩论则是主观地应用概念的灵活性，也就是不考虑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为了主观的目的加以应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往往利用二者的表面相似性而用诡辩论为自己的机会主义实践政策辩护：一是脱离概念的客观内容和具体条件来玩弄概念的灵活性。如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抽象地应用"保卫祖国"的口号来号召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参加帝国主义战争，而不具体分析这里所保卫的国家是什么阶级性质的国家。二是夸大事物之间的联系而否认其区别，把联系歪曲为绝对等同。如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用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进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持态度来论证对帝国主义战争也要持支持态度，看不到这些表面相似的战争的本质区别。三是混淆事物的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的界限，用次要的、枝节的东西代替主要的、本质的东西。如考茨基以第一次大战中塞尔维亚反击奥匈帝国入侵是正义的民族战争为由否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
　　第二国际后期的改良主义实践和修正主义理论的重要哲学基础是庸俗进化论。这是一种形而上学发展观。它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斯宾塞。在进化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时代，他们不是否认运动变化，而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庸俗化，把一切变化归结为量的变化、"平静"的进化，否认质变、飞跃。
　　列宁在1914年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批判了进化论的发展观，认为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比进化论的发展观"全面得多，丰富得多"，并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的丰富内容和本质特点："发展似乎是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式的、革命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转化为质；发展的内因来自对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某一社会内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突；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且历史在不断地揭示出新的方面）相互依存，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这就是辩证法这一内容更丰富的（与通常的相比）发展学说的若干特征。"
　　在1915年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列宁进一步对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进行了概括。所谓两种对立的发展观是指庸俗进化论的发展观与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其对立表现，一是关于发展的含义：前者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后者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二是关于发展的动力：前者认为发展是外力的推动；后者认为事物是"自己运动"，发展的源泉在事物本身。三是关于发展的内容：前者认为发展是"僵死的、平庸的、枯燥的"，发展仅仅是已经有的东西的重复，没有产生和消灭；后者认为发展是"活生生的"，是"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 。第二，批判地继承辩证法思想的历史遗产，建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列宁建构辩证法的理论体系遵循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三者同一的原则。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是第一个把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理解为同一个东西的人。他的《逻辑学》是辩证法，是本体论或世界观，论述了作为世界本质的绝对精神如何由于内部矛盾的发展外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最后返回自身的过程；他的《逻辑学》揭示的辩证法也是认识论，因为绝对精神运动过程也就是自我认识过程；他的《逻辑学》又是逻辑学，因为概念的运动体现了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逻辑行程。列宁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关于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三者同一的原则。"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
　　列宁：《哲学笔记》，3版，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也就是说，在列宁看来，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的同一，是指唯物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认识辩证法和思维辩证法三者的统一。建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应该遵循三者同一的原则。列宁为了建构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在提出了辩证法的三要素、七要素后，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关于"辩证法的要素"的批注中，提出了辩证法的十六要素，概括了辩证法的主要原理，构成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的"雏形"或"草图"。辩证法的十六要素按照其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列宁列出的辩证法的第一个要素是"观察的客观性"，强调了自己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从而与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相对立。二是辩证法的总特征。列宁列出的辩证法的第二个要素、第三个要素和第八个要素说的是辩证法的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这是辩证法的两个总特征。三是辩证法的主要规律。列宁列出的辩证法的第四、第五、第六、第九个要素说的是对立统一规律，第十六个要素说的是质量互变规律，第十三、第十四个要素说的是否定之否定规律。四是辩证法的范畴。列宁列出的辩证法的第十五个要素说的是内容和形式这对范畴的关系。五是认识的辩证法。列宁列出的辩证法的第七、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个要素说的是认识辩证法。六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列宁在写了辩证法的十六个要素后，作了一个总结，第一次提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的思想。他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
　　《列宁选集》，3版，第2卷，412页。后来又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 实质 。"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55卷，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第三，丰富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
　　在这一方面，列宁的理论创新主要在于：其一，对认识的辨证过程的阐述。列宁认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同上书，142页。。这实际上揭示了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的两次飞跃。其二，对真理属性的阐述。列宁反对把真理看做是僵死的和片面的，认为"真理是过程"；"真理是全面的"；真理是具体的："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列宁选集》，3版，第1卷，523页。。其三，对实践标准的客观根据的阐述。列宁提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直接现实性的特点是实践成为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客观标准的主要根据。其四，对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的阐述。唯心主义虽然是非科学的世界观，但它作为生长在人类认识之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不仅有阶级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也有认识论根源："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自然的、神话了的绝对"。或者是把人类认识发展的"近似于螺旋的曲线"的矛盾过程简单化为"直线"的过程。所以列宁说："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二、 对帝国主义理论的探索

　　1.卢森堡对帝国主义理论的探讨
　　卢森堡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斗争中，在对伯恩施坦的理论观点和策略主张进行严厉批判的同时，也对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这主要反映在她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和《资本积累论》中。对马克思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评析，是卢森堡探讨帝国主义理论的起点。
　　卢森堡认为，马克思的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理论是一种尚未完成的理论，因为它没有解决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关键问题，即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在卢森堡看来，马克思所说的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两个条件：第二部类的积累取决于现有的追加的生产资料，即依赖于第一部类，与第一部类的积累依赖于可供追加的劳动力消费的生活资料，即依赖于第二部类，以及按照这两个条件办事，社会再生产就能顺利进行的理论结论，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来说显然是不够的。没有马克思所说的两个条件，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不能顺利进行，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仅仅只有这两个条件并不能使社会资本再生产顺利得到扩大。因此，还必须要增加第三个条件，即对商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必须相应增长。为满足第三个条件，既要有充足的劳动力，又要有足够的销售市场。充足的劳动力在资本的正常运行中完全可以被创造出来，而足够的销售市场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则是无法解决的。马克思对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问题的研究抽象了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而以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唯一的现实的生产方式为前提条件。这一前提条件的存在使马克思无法说明剩余价值的实现，无法正确解决扩大再生产问题。"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不能说明资本积累过程实际上如何进行以及历史上如何完成，其原因何在呢？我们说，在于图式的前提本身。这个图式是试图在资本家与工人是社会消费唯一代表者的前提下，来说明资本积累过程的。" 因此，研究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问题必须放弃这个前提条件，必须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即把资本主义同它的历史环境之间的新陈代谢作为一个统一过程加以系统研究。
　　在对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评析的基础上，卢森堡提出了自己的资本积累理论。她认为："剩余价值的实现，无疑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个关键问题。为了简单起见，假定把资本家的消费基金存而不论，那末，剩余价值实现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求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以外的购买者阶层。我们说是购买者而不是消费者，因为，剩余价值的实现，最初就不是指剩余价值的物质形态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点在于：剩余价值既不能由工人，也不能由资本家来实现，而是由那种属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阶层或社会阶级来实现。" 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之间的交换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资本主义国家用超过自身消费需要的生活资料供给非资本阶层或非资本主义国家；一种是资本主义国家用超过自己再生产需要的生产资料供给其他国家。这两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总是交错地进行的，并且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资本积累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进行的新陈代谢过程。资本积累过程起初造成了简单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然后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代替简单商品经济，最后造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一切国家和一切生产部门的唯一的经济形式。达到这个境界，资本积累就会停止，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卢森堡认为自己从资本积累问题的论述中阐明了资本主义崩溃的必然性："毫无疑问，关于帝国主义经济根源的解释，必须从资本积累规律中推断出来，因为根据经济常识，作为一个整体的帝国主义只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积累方法。" 在她看来，资本主义既具有驱逐其他一切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倾向，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使资本积累得以进行。可见，卢森堡是在企图回避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基本矛盾的情况下，直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历史界限和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的，她的这一做法无疑是偏颇的。
　　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与她对帝国主义问题的研究是联系在一起的。她认为，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相联系就表现为一个"政治名词"，是"用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的" 。但是，从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上来看，它就是一个时代、一个历史阶段。对此，卢森堡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证。概括地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卢森堡根据资本积累实现的条件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她认为，为了实现剩余价值，为了进行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历史地生育并发达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之中"，"这里可以区分为三个阶段。资本对自然经济的斗争，资本对商品经济的斗争，资本在世界舞台上为争夺现存的积累条件而斗争" 。其中，"资本在世界舞台上为争夺现存的积累条件而斗争"的阶段就是帝国主义阶段。显然，卢森堡对帝国主义阶段的分析是从再生产的流通而不是从生产领域来进行的，把帝国主义看成只是为了实现剩余价值而争夺殖民地的产物，而忽视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是垄断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只是注意到卡特尔、托拉斯这类垄断组织对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作用，而没有能够深入地研究垄断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化，从而没有能够正确地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
    另一方面，卢森堡从资本积累角度对什么是帝国主义作了分析。首先，帝国主义是"资本的世界竞争阶段" 。卢森堡认为，它表现为和暴力联系在一起从事欺诈和掠夺的时代。资本积累"涉及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是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出现的。它的主要方法是殖民政策、国际借款制度、势力范围政策和战争。在这里是完全赤裸裸地暴露出公开的暴力、欺诈、压迫和掠夺"。其中国际借款制度是控制落后国家的手段，被用来"维持在青年资本主义国家的势力，管理它们的财政，对它们的外交政策、关税政策及商业政策，施加压力" 。正是资本的世界竞争导致了现代战争，帝国主义就是和军国主义、军备竞赛、现代战争相联系的，帝国主义时代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其次，帝国主义是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及资本主义的解放"时期。卢森堡认为，帝国主义的手段促进了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例如，公债伴随着资本积累，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革都随之发生；铁道网的发展大体反映了资本主义侵入落后国家；战争的爆发使落后国家及殖民地达到了资本主义的自主等。所以，卢森堡指出："正如通过战争、社会危机和社会整个机构的破坏，商品经济代替了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又代替了简单商品经济一样，现今在经济上落后国家及殖民地，也通过革命与战争，达到了资本主义的自主。革命在资本主义解放的过程中是必要的。落后国家必须摆脱它们陈旧的政治组织以及自然经济和简单商品经济的残余，从而创造一个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近代国家机构。土耳其、俄国及中国的革命，即属于此类。" 卢森堡虽然看到了帝国主义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但她却没有意识到民族解放战争在帝国主义时代发生的可能性。最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历史生命中的最后阶段。卢森堡这一关于帝国主义历史地位的理论判断是有重要价值的，但分析的基础却是不科学的。她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向世界范围的扩展，非资本主义的领域会不断缩小；当资本主义关系占领了全世界以后，一切非资本主义的关系都被排除了，这时，资本主义就会因为剩余价值得不到实现而末日来临。可见，卢森堡这一论断的理论价值就在于，她肯定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历史生命中的最后阶段，肯定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
　　卢森堡对帝国主义理论的探讨在第二国际内部引起了争论，鲍威尔、潘涅库克、艾克斯坦等人先后在《新时代》、《前进报》、《德累斯顿人民报》、《不来梅市民报》等报刊上撰文发表评论，与卢森堡进行论战。列宁仔细地阅读了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作了大量的摘录笔记，并草拟了论战文章提纲，对卢森堡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探讨作了尖锐的批评。
　　希法亭还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和无产阶级的政策策略作了分析。他认为，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产生是由金融资本的扩张所导致的，"暴力方法属于殖民政策的本质，没有它们，殖民政策就失去了自己的资本主义意义。正如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的存在一般来说是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样，它们也成为殖民政策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造成的必然是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矛盾的尖锐化，是民族意识日渐苏醒的人民对入侵者的越来越顽强的抵抗。"资本主义本身逐渐为被征服者提供自身解放的手段和途径。欧洲民族过去的最高目标，是建立作为经济和文化自由的手段的统一的民族国家。这种目标现在也成为被征服者的目标。这种独立运动恰恰在欧洲资本的最有价值和前途的开发地区威胁着欧洲资本。" 在此基础上，希法亭对无产阶级的政策策略作了论述。他认为，无产阶级的经济政策是同资本家的经济政策根本对立的。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政策，无产阶级既不能采取宿命论的态度，也不能支持自由贸易政策，只有通过与帝国主义经济政策的不断斗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取得无产阶级事业的胜利。应该说，希法亭在写作《金融资本》时期持有的反对帝国主义、坚信社会主义的态度和立场是值得肯定的。

　三、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创立

　　1.列宁对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分析
　　列宁对帝国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在他19世纪末20世纪初撰写的一系列著作和论文，主要如《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1895年）、《对华战争》（1900年）、《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和《资本主义财富的增长》、《资产阶级实业财政家和政治家》（1913年）中就已经涉及，并且已初步提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论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使列宁加紧对帝国主义经济学理论问题作出系统研究。他做了有关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技术、现代史和地理、政治和外交、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等方面的笔记，研究了当时已有的几乎全部的有关经济学著作和专题论文，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列宁留下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摘录了 148本书和刊登在49种刊物上的230篇论文。列宁正是在充分地占有大量实际材料的基础上，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帝国主义经济学作了深刻思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就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经济学理论问题研究的全面总结。

　　2.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特征的科学分析
　　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分析方法，揭示时代新变化的实质，是列宁能够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新变化的关键所在。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竞争和垄断的关系，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中的作用，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资本过剩等等问题的分析方法，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4点）
　　第一，对垄断的产生和发展的分析。列宁认为，垄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最新成就" 。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价值规律和竞争的作用，资本的积聚和生产的集中进行得很快，当资本的积聚和生产的集中达到一定的程度，资本主义经济就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垄断。一方面，"因为几十个大型企业彼此之间容易达成协议；另一方面，正是企业的规模巨大造成了竞争的困难，产生了垄断的趋势。这种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不说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也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 。
　　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新的时代条件下垄断的四种主要表现形式：其一，由生产集中生长起来的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已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完全的优势，其中卡特尔已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一种基础。其二，垄断地占有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特别是它的基础工业部门，即卡特尔化程度最高的工业部门，如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所需要的原料产地。其三，为数不多的最大银行实行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人事结合"，支配着全国极大部分货币资本和货币收入，控制着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经济机构和政治机构，银行成为金融资本的垄断者。其四，金融资本在原有动机的基础上增加了争夺原料产地、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直至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的新动机，这就是垄断地占有殖民地。
　　垄断虽然从竞争中产生，但垄断消除不了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垄断与竞争的交织产生了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如加剧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垄断资产阶级与中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工业内部、农业内部和工农业之间的矛盾。总之，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

　3.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论述
　　列宁关于殖民地和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的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期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情况，把民族问题同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问题联系起来，周详地考察并阐述了殖民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年）、《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1922年）等著述中，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和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作了分析，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
　　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民族的联系性问题上，列宁以对阿根廷等殖民地国家的分析为例，首先分析了殖民地的内涵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民族问题的"两个历史趋向"。列宁认为，殖民地不仅应该包括那些土地被占领、主权已丧失的国家，而且还应该包括那些"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的国家，即附属国。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民族问题上的"两个历史趋向"，就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的历史趋向和"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 的历史趋向。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帝国主义时代必然会出现一种基本的、极其重要的现象，即"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 。被压迫民族不仅包括欧洲的一些受压迫的弱小民族，而且也包括一切殖民地的受压迫的民族。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既是"同大国民族的社会沙文主义进行斗争的观点"，也是"社会民主党民族纲领中决定性的、主要的、基本的观点" 。在帝国主义时代，列宁明确地把殖民地与民族问题联系起来研究，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使民族问题由欧洲的反对民族压迫的局部问题发展为整个被压迫民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反对民族压迫的世界问题。同时，列宁也揭示了以少数剥削、压迫他国的国家为一方，以多数处于殖民地地位的弱小民族国家为另一方的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格局。
　　列宁从两个方面论证了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重要意义。其一，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积极力量。列宁批判了卢森堡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再有民族战争的错误观点，认为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广大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发展和成熟，"反对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和可能性很大，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必然是它们的民族解放政治的继续" ，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必定会发展成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只有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其二，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积极力量。列宁不赞成布哈林把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立起来的观点，明确指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他认为，革命的进程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世界各国行将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决不会仅仅是或者主要是每一个国家无产阶级战胜本国资产阶级的事情，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和国家、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战争。在这一"战争"中，"小民族在反帝斗争中无力成为独立的因素，却起一种酵母、霉菌的作用，帮助反帝的真正力量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登上舞台" 。列宁从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强调了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互相支援的必要性。他指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为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的国内战争同不发达的、落后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掀起的一系列民主革命运动（包括民族解放运动）联合起来的时代中进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被压迫民族的援助，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也只有用一切办法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才能更加有力地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四、列宁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探索
　　19世纪90年代，列宁在与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中，探索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重大的理论贡献。

　　1.与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论战
　　列宁主义的产生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的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帝国主义时代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革命实践，使其同俄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果。这种结合是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特别是在反对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实现的。
　　从19世纪80年代起，革命民粹主义者逐渐发生蜕化。在理论上，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于俄国，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规律运用于俄国是生搬硬套，使俄国劳动人民也陷进资本主义的铁箍。在政治上，他们完全放弃了革命民粹派那种坚决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精神，谦卑地祈求政府采取改良措施，发展"人民生产"，这样就可以使俄国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劳动阶级也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灾祸，获得幸福的富裕生活。他们力图用小资产阶级庸俗的社会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用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来代替工人革命运动。
　　在当时的俄国，只有彻底批判了民粹主义思想，找出其弊病的症结，揭露其实质，才能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胜利发展扫清道路。列宁在1894-1899年所写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中，给了民粹派的理论体系以毁灭性的打击。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这部论战性的著作中，列宁彻底批判了民粹派的理论观点和政治纲领，无情揭露了民粹派冒充"人民之友"，其实是人民之敌的真面目；深刻阐明了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的原理，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是推翻沙皇制度、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手段这一著名论断；明确规定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任务和斗争策略。因此，列宁这一著作可以称作是正在形成中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宣言。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著作中，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具体分析了俄国当时的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揭示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和特点及社会矛盾的深度，阐明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再一次强调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完成了从思想上粉碎民粹主义的任务，为建立俄国工人阶级政党和制定正确的纲领、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
　　"合法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末俄国政治舞台上出现的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派别，其主要代表有古斯塔夫·司徒卢威、杜冈·巴兰诺夫斯基、布尔加柯夫、别尔加也夫等。他们竭力设法控制工人运动，利用马克思主义为自己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服务，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他们最满意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更为进步的有理有据的论证。于是他们便穿起马克思主义的外衣，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词句，在当时合法的即经过沙皇政府批准的报纸杂志上发表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言论，因此被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所叙述的马克思主义归结起来几乎就是这样的学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私有者的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怎样经历着辩证的发展，怎样变为自己的否定，然后又怎样社会化。他们郑重其事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纳入这一'公式'，不谈它的社会学方法的一切特点，不谈阶级斗争学说，不谈研究的直接目的--揭露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以帮助无产阶级来推翻这些形式" 。由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但他们也反对专制制度，批判民粹主义，赞成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因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暂时而且有条件的合作，共同反对了民粹主义思潮，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来大多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纷纷接受了伯恩施坦主义，在理论上否认了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权，在实践上想把刚刚开始的工人运动变成自由派的尾巴，破裂就不可避免了。破裂以后，多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经济派"密切联系起来，逐渐成为俄国革命运动中的新的机会主义派别。
　　列宁在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中，认为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暂时合作是有益的，也是有必要的。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合作是为了一致反对自由主义民粹派和获得通过合法刊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但是，司徒卢威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毕竟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暂时的"同路人"。而且从一开始列宁就看出司徒卢威等人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在1894年秋天，列宁等人就同司徒卢威等人展开过激烈的争论。1895年4月列宁针对司徒卢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一书发表了《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这篇文章既反对民粹派，又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而且重点反对后者。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顶礼膜拜，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修改成适应自由资产阶级的理论观点。列宁指出他们是一些巧妙地伪装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同民粹主义的决裂并不意味着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转向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针对司徒卢威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把国家起源说成是永恒的超阶级的范畴，从而否认国家的阶级性，否认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列宁指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唯心主义和客观主义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违背社会实际情况的。不能对革命的阶级斗争视而不见，更不能否认和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直接任务"就是提出真正的斗争口号，也就是说，善于客观地说明这个斗争是一定生产关系体系的产物，善于了解这一斗争的必然性、它的内容、它的发展进程和条件" 。
    由于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坚持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俄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正确的原则和策略，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有了很好的开端，也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指明了奋斗目标和历史任务。
　
2. 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形成
　　19世纪90年代末，资本主义在俄国有了新的发展，工人阶级也成了重要的政治力量，是强有力的革命因素。随着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产生和发展，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急切希望能在俄国组织统一的工人政党。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告成立。由于党的成立大会没有制定出统一的纲领、章程和策略，因此没有实现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党成立不久，党内就出现了一个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这个派别盲目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片面强调经济斗争的意义和作用，否认政治斗争、思想理论和政党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醉心于社会改良。这就加剧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涣散和混乱，也助长了党在一些重大的理论、纲领和策略问题上的思想动摇。因此粉碎经济主义，克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涣散、混乱和动摇的状况，重建一个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就成了俄国革命运动最迫切的任务。
　　列宁对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全面而又系统的论述，回答了俄国工人政党在建党过程中遇到的许多新问题，粉碎了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等机会主义派别在建党问题上的错误思想，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列宁的建党理论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特点，其中既有普遍适用的原理，又包含着当时历史条件下俄国的特殊性内容。


　　3.无产阶级领导权和革命转变论
　　20世纪初，俄国成为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焦点，并于1905年1月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确制定革命的策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首要任务。列宁在与孟什维克机会主义错误策略作斗争的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制定了一种适合俄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策略。1905年4月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制定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路线。其要点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依靠工农联盟，孤立自由资产阶级；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沙皇专制政权，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不失时机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孟什维克在日内瓦单独召开的代表会议上制定了一条与布尔什维克相对立的机会主义的策略路线。他们认为，这次革命不过是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在俄国的重演，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千万不能采取革命行动，以免吓退资产阶级，而只能用和平方式来改良沙皇制度，并让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不要也不能立刻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就形成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策略路线。这两条策略路线的斗争的焦点是无产阶级要不要掌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其斗争结果决定着俄国民主革命的命运和结局。为了全面阐明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路线，彻底清算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错误策略，列宁分析了新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各自的变化和特点，总结了俄国1905年革命提供的经验教训，写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等一系列论著，其中最重要的是于1905年6-7月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该书创造性地提出并阐明了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革命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
　　列宁把无产阶级为完成民主革命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的原理应用到党纲上，提出了完成民主革命是党的最低纲领，实现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的建党学说。这一学说对各国党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列宁关于民主革命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典范。

　　4."一国胜利论"与暴力革命
　　列宁由于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而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首先在几个或者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论断。
　　1915年，列宁在全面研究帝国主义问题时，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明确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 ，而且还发现了这个规律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列宁认为，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的各经济部门和各个国家在经济上不可能平衡发展。尤其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时，这种不平衡更加剧烈，从而使一些国家迅速赶上并超过另一些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实力地位的急剧变化，资本和实力迅速增加的国家，必然要求用战争手段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和瓜分殖民地。而帝国主义战争又使帝国主义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削弱帝国主义阵营，从而使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单独一个国家获得胜利。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这一被压迫阶级的专政，便不能消灭阶级。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1916年，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又一次表述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著名原理，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 表明无产阶级可以首先在一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并胜利地夺取政权，而且在一国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能够保持住政权。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 。这表明了暴力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地位。列宁虽然强调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但他始终没有否认在某些条件下和平取得政权的可能。列宁根据二月革命后出现的较为自由的状况，在《四月提纲》中就规定了革命和平发展的方针，并断言"在俄国，这个革命可能例外地成为和平革命" ，设想较落后的资本主义俄国有可能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但七月事变后，俄国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已经结束，俄国革命已经不可能和平发展了。然而，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仍然十分重视恩格斯关于革命和平发展的思想。他强调指出："恩格斯非常谨慎，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他承认，在有共和制或有充分自由的国家里，和平地向社会主义发展是'可以设想'（仅仅是'设想'！）的" 。同样，列宁在对待无产阶级革命发展道路问题上，也是非常谨慎的。他并没有排除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当然，这种可能性是否能转化为现实性，则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取决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




























 第六章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
　　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到现实的飞跃，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为20世纪上半叶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了榜样，而且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在20世纪初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坚持从俄国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经济文化落后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的探索以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等领域，列宁都提出了全新的构想。列宁所作的重大理论创新，不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而且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一、十月革命胜利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到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日益尖锐，引起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争爆发后，列宁正确地判断了战争的性质，确定了无产阶级对待战争的态度和战争期间的策略、方针，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等口号。战争的进程不断地激化各国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使各国的革命形势日益成熟。1917年2月，俄国发生了二月革命。这次革命胜利后，俄国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和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国家内不可能长期存在两个政权组织，俄国革命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
　　1917年4月4日，回到国内的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的会议上作了题为《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即提出了著名的《四月提纲》，规划了由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的方针和路线。在列宁的方针和路线的指引下，俄国革命深入发展，布尔什维克进行武装起义的时机日益成熟。1917年10月7目，列宁再次回到国内，领导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0月24日下午，武装起义开始举行。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阿芙乐尔"巡洋舰攻打冬宫的隆隆炮声，震撼了俄国，也震撼了全世界。当晚，全俄苏维埃宣布建立苏维埃政府，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随后，革命继续向全国发展，到1918年2-3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1.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新格局
　　1848年发生过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是现代社会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1871年发生过巴黎公社革命，马克思认为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可是，在上述工人运动或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都缺乏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缺乏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最后都陷入失败。19世纪70-80年代以后，西方一些国家产生了社会主义政党，党领导工人群众展开了斗争。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一些国家的党过分强调资本主义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只注重议会斗争，不重视甚至反对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有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革命的指导，它的结果不仅仅是上述"六月起义"和巴黎公社革命式的流血牺牲，也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在议会中占有若干席位，而是由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政治上翻身得解放。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变为现实，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伟大实践证明，从而也提升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水平。因此，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
　　在十月革命之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1918年8月，日本发生了所谓"米骚动"事件；1918年11月德国爆发了革命；1919年3月，匈牙利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同年4月，德国巴伐利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0年在意大利爆发了工人夺取工厂、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在整个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头50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并突破了民族地域的局限而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意义。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4.十月革命的意义不容诋毁
　　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引起了帝国主义和一切代表旧社会的势力的仇恨和恐慌，他们纠集起来污蔑、诋毁十月革命。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后,对十月革命的攻击、诋毁和妖魔化更加激烈。一些西方和俄罗斯的学者无视历史事实，重弹西方自由派和俄国流亡政治家的老调，从根本上否认十月革命。他们认为,十月革命是各种偶然事件巧合的结果,是历史上的反常现象,是以贪权的列宁为首的一小撮职业革命家搞的阴谋。更有甚者污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是德国的间谍。他们制造谎言，说列宁是经德占区回国的，在回国前与德国政府"达成某种秘密协议"，并且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接受德国大量资金资助用于推翻临时政府的统治，以便德军摆脱东线俄军的牵制，集中力量于西线战场。又说，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力主与德国签订屈辱性的《布列斯特和约》，其内幕是对德国的一种偿还。
　　墨写的谎言总是不能掩盖铁的事实。事实是，其一，所有德国和俄国的档案中，至今除了一些捕风捉影、随意编造的材料之外，没有一处确凿的材料能证明列宁是德国的间谍。其二，关于列宁经德战区回国的问题，当时的情况是，列宁回国有两条路线可供选择：一条路线是经法国绕道返回俄国，但法俄是盟友，如果法国当局发现反战的列宁进入其境内，肯定不会轻易放过，轻则拘禁，重则以战犯判刑。另一条路线就是向中欧进发，经德国前往北欧，然后从芬兰回国。最后布尔什维克党人权衡利弊，决定从德占区回国领导革命。其三，关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这个和约的主要内容有：缔约双方宣布停战；俄军全面复员，在签订普遍性和约之前，俄军舰驶回俄港口或立即解除武装；俄国放弃对波兰、立陶宛、库尔兰、利夫兰和爱斯特兰的管辖与主权；在缔结普遍性和约和俄军全面复员之前，德国将继续占领德军在和约签订前夕所占领的上述地区以东地方；俄军立即撤出阿尔达罕、卡尔斯和巴统地区（该地区实际由土耳其兼并）；俄国承认乌克兰、芬兰独立，立即从芬兰、乌克兰和奥兰群岛撤军，保证同乌克兰立即签订和约并承认乌克兰同德、奥、保、土之间的和约；俄国付给德国6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列宁当时之所以力排众议，主张与德国签订合约，完全是迫于当时的历史情况。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刚刚通过十月革命夺取政权，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新诞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在北高加索的顿河活动的阿列克塞耶夫的白匪军，克拉斯诺夫的白匪军，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的白匪军，苏维埃政权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德国当时在东线的部队仍有几十万，并且具有相当的作战经验，由于苏俄谈判团团长托洛茨基拒绝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德国便纠集军队一路攻打到明斯克，直逼彼得格勒城下。当时红军正处于诞生阶段，缺乏物资装备；又面临外国的武力干涉，美英法的反动势力扶持着白匪军进攻苏维埃政权。基于这种历史背景，不得不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正是这一英明决策，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终于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免除了在军事上可能遭受的失败，赢得了恢复国民经济，重整国防力量，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政权的宝贵时间。这就是列宁指出的："我们缔结单独和约，就能在目前可能的最大程度上摆脱两个彼此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它们相互之间的敌视和战争......来继续推进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只要保证有几个月的和平工作，那么，俄国的改造在经济上是完全可能的。而这种改造将使社会主义既在俄国又在全世界都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也将为强大的工农红军建立巩固的经济基础" 。1918年德国战败后，于11月11日同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定，苏俄政府立即于11月13日宣布废除此条约，使得该条约的内容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是列宁巧妙地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革命策略的典范。事实证明，谎言无论怎样重复，都不能成为真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不容诋毁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波澜壮阔的发展充分显示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正确性。
　　
二、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与理论探索

　　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给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全新的课题。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对俄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这个探索历经三个阶段，即从1918年春提出"向社会主义建设进军"的最初构想，到1918年夏至1920年底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再到1921年春实施"新经济政策"的重大战略转变。在列宁领导下的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经验。列宁的一系列的全新构想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崭新的内容。

　　1.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新型民主
　　十月革命后的初期，列宁在其著作中不止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的论断。列宁认为，从阶级关系对立性质上来看，主要有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资本家阶级和无产者阶级。要完成消灭阶级的任务，首先必须推翻地主、资本家这些剥削阶级。其次还要消灭工农之间的差别。并且指出后者是一项十分困难而长期的任务。他强调，"要解决这个任务，只有把整个社会经济在组织上加以改造，只有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这样的过渡必然是非常长久的" 。由此可见，列宁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还不能说明社会主义的最终建成，它只不过完成了整个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小部分任务，而且是比较容易完成的任务。而要达到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最终建成社会主义，还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
　　列宁把"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这一论断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直接联系起来。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消灭阶级，而这一任务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阶级斗争来完成的。列宁根据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阶级斗争的初步实践经验，充分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阶级，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并且在无产阶级专政与工农联盟的关系方面，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形式、职能等方面，列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社会主义革命最根本最重大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问题，就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问题。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力量和支柱，是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为了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应当解决双重任务：第一，吸引农民和其他劳动者，鼓舞和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完全粉碎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以及所有小资产阶级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和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同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结成的特别形式的阶级联盟，是反资本的联盟，是为推翻资本并镇压资本家反抗的联盟，是为建成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工农联盟包括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联盟，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联盟也要以经济联盟为基础或辅之以经济联盟。同时，列宁还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政权，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提出消灭阶级的历史使命，只有无产阶级才有能力用自己的专政来消灭一切阶级。农民作为私有者，不会要求消灭私有制，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强调指出，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不受法律限制的政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标志和必备条件，就是用暴力镇压剥削阶级。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暴力不是万能的，绝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同暴力等同起来。在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时，列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主要不在于暴力。他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基础。而无产阶级的这一历史任务不是单纯依靠暴力就可以完成的。要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队伍。只有这样，由这个阶级掌握的政权才能克服一切困难、百折不挠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列宁十分重视教育工作，充分估计教育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和共产主义新人中的作用。认为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苏维埃政权活动的初期，列宁提出根本改造旧的教育制度，建立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新的苏维埃学校的目标，强调应该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并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在为俄共（布）八大起草的《俄共（布）党纲草案》中，列宁明确指出："在实际上使被剥削的劳动者能够真正享受文化、文明和民主的福利，这正是苏维埃政权一项最重要的工作，而且今后应当坚定不移地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 同时，他强调必须把重新教育群众、组织和训练群众、普及知识工作做好，以便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愚昧落后、不文明、粗野等作斗争。为了改变苏维埃俄国文化落后的状况，列宁认为必须坚决扫除文盲。他把扫除文盲的任务同实现苏维埃国家的电气化密切联系起来。他强调指出，应当知道和记住，当俄国有文盲的时候是不能实现电气化的。他还认为，应该设立职业技术学校，并明确规定在所有职业技术学校里扩大普通学科的范围，要让在这里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具有综合技术的基本知识，而且应该具有共产主义的基本知识。列宁还十分重视高等教育，认为无论在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方面，还是在解决科学技术的新课题方面，大学教育应该肩负着首要的任务。同样，对于教育部门的干部挑选问题，列宁也给予了高度关注。他强调要善于把那些头脑清晰、学识渊博和富有实际经验的人安置在适当的领导岗位上。列宁还提出，为了推动和发展国民教育方面的工作，必须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列宁也十分重视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实践证明，对这种教育的任何削弱，都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
　　
三、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与实践

　　1.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及其发展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总结俄国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在俄国遭到国内外反革命势力武力进攻的极端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为了挫败国外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战胜国内白卫军的叛乱，保卫和巩固十月革命的成果，苏维埃俄国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表现为：将大中小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国有化；实行粮食贸易垄断制，制定余粮收集制；实行义务劳动制，贯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在保证击退国内外武装干涉，争取战争胜利方面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但却存在着许多弊端。
　　整个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是同农民的利益存在矛盾的。1920年底，战争结束后，经济和政治上的危机就爆发出来了。从经济上看，战争使得原本就很落后的俄国经济更加混乱，1920年的工业产值比战前几乎减少了6/7，谷物总产量减少了45%。1921年发生了全国性的饥荒，当时，列宁估计喀山、乌法和阿斯特拉罕等地灾民，成年人达800万，儿童达700万。在政治上，工人不满，农民暴动，特别是1921年3月发生了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叛乱。所以，列宁说："当我们度过了，而且是胜利地度过了国内战争的最重要阶段以后，我们就遇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内部危机不仅暴露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满"。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提出，"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 。
　　列宁及时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的经验教训，分析和论证了由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必要性。他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是受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所迫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 。列宁明确认为，"战时共产主义"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战胜敌人是成功的，但在经济方面则犯有许多错误，社会主义建设"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广大农民群众中所发生的情况，我们把很重的负担加在他们身上，理由是战争不容许我们在这方面有丝毫犹豫。从整体上说，这个理由农民是接受了的......但当时在国有化、社会化的工厂和国营农场中建立起来的经济没有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 。根据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的经验教训，列宁明确提出，要想把俄国的宗法的、小商品生产的经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还缺乏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因此，必须有"过渡阶梯和中间环节"。这个"过渡阶梯和中间环节"就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和农民决定着苏维埃俄国整个革命的命运，对他们必须由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转到新经济政策上。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对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和关于新经济政策理论的探讨，是以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普遍规律性和苏维埃俄国具体的历史条件为依据的，它解决了经济落后的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方式、步骤和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揭示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同时，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中关于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作用发展经济等问题的阐述，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如同列宁自己反复强调的那样：苏维埃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经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将来至少对某些国家的工人大概也是适用的" 。

四、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多方面思考

　　1922年底至1923年初，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俄国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一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苏维埃国家面临的新任务，党内外在一些政治、思想问题上的论争和分歧以及列宁的身体状况，构成了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多方面思考的历史背景。其一，国际形势由战争和革命时期进入了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形成了以苏联和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暂时"均势"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新格局。国内形势由战争状态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的三年战争的胜利，使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终于站稳了脚跟，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赢得了决定性条件，并成功地实现了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着新的任务。从根本上来说，这个新的任务，就是如何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强大压力下，使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又历经严重战争创伤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并最终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任务，也是列宁晚年艰辛探索和深入思考的主题。其二，正当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初见成效、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一步展开的时候，从未平息过的党内外政治上、思想上的论争和分歧却日显突出，主要表现为十月革命道路之争以及列宁与斯大林在诸如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的原则分歧。斯大林提出的"民族自治化"方案，带有明显的大俄罗斯主义色彩。在他的庇护下，党的一些领导人在处理民族矛盾的过程中，还表现出严重的官僚主义粗暴作风；斯大林的个人集权化倾向和在他庇护下党的领导机关内官僚主义的发展，给党带来了潜在的分裂危机，使列宁认识到了改革国家机关、发扬民主和监督作用以及克服官僚主义的紧迫性。其三，从1922年开始，列宁的身体每况愈下，当年年底不得不脱离日常工作。列宁深感自己的生命会随时不测，便以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惊人的毅力，认真、冷静、深入地回顾和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所走过的历程，对他所开创的通过新经济政策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条道路进行了深思熟虑的审查和思考。在失去写作能力的情况下，从1922年12月23日到1923年3月2日，列宁忍着巨大的病痛口授了被称为"政治遗嘱"的三封书信和五篇论文，即《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些文献给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政治和理论遗产。它们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列宁在这些文献中阐述了社会主义在苏维埃俄国的命运问题，总结了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发展了在以前论著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观点和原理，指明并论证了进行改革的道路。这些思想是他最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整的、全新的构想和纲领。（5点）

　　1.通过合作制建成社会主义
　　如何吸引小农经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使整个国民经济结构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列宁晚年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他思考的中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要依靠合作社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1923年初，他提出了通过合作社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明确提出了把小农逐步引向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计划，全面制定了实现合作化的纲领，其中包括：阐明了合作社的性质和作用，提出了实现合作化的政策措施，提出和论证了实现合作化的条件和保证，等等。他根据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实践的经验教训指出，在新经济政策下已经发现了把小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使私人利益服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公共利益的合适程度，从而克服了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没克服的障碍。列宁肯定了合作社在这方面的重大意义，指明了从流通领域入手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合作社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一个重大贡献。他指出："从实质上讲，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曾被我们鄙视为做买卖的合作社的--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那种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
　　列宁在阐述他的合作社计划时，揭示并论证了在无产阶级政权和生产资料公有的条件下合作社的性质问题。在《论合作社》中，列宁改变了过去把合作社看做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观点，认为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他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 。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列宁还批评了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对合作制的意义估计不足的现象，强调了在苏维埃制度下合作制的重大意义。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贸易自由，调动了小农的生产积极性，活跃了经济，为恢复国民经济和大生产准备了物质条件。但是它并没有解决小农经济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而通过合作社，就可以把俄国的小生产者吸引到合作社这种集体经济中来，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克服小生产的自发趋势，并使小生产者过渡到社会主义。由于合作社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工人国家的，因此这种集体企业就同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强调新经济政策下的合作化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还明确指出合作社是组织小生产者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最好形式，这种形式解决了过去许多社会主义者没有解决的如何把小生产的个人利益和社会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的难题。列宁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 。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农民已经成为做买卖的农民，对于他们来说容易接受合作社这种买卖机关，而不愿意立即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列宁提倡创办多种形式的合作社，如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等，争取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使全体居民都参加合作社。
　　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曾经说过："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从文章的上下文来看，列宁这里是指工作重心的改变和转移，重心从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转到和平组织工作方面了。如果根据列宁在文章中提到的合作制问题是至少能与国家资本主义相比拟的东西这种意思，那么"根本改变"似乎可以理解为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制是进入社会主义的两个入口，而不只是国家资本主义一个入口，从而改变了他自己在十月革命前直至新经济政策初期的社会主义只有一个入口的看法。由于俄国当时所处的孤立的特殊的国际环境，以租让制为中心的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得到多大发展，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所起作用不大，而合作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具有广阔的前景，所以列宁认为能促使俄国进入社会主义的主要经济形式是合作制。在像俄国这种小生产经济占多数的国家只有通过合作制建成社会主义，从而使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他对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道路的看法上。新经济政策前直接过渡的方法脱离了俄国的国情，没有找到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找到了通过商业适应和支持小农生产力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又找到了通过合作社引导小农走向社会主义的途径，这样，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就建立在现实而可靠的基础上了，这是列宁对他开创的通过新经济政策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列宁还阐明了实现合作化的重要原则：建立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用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坚持自愿的原则使每个居民都参加合作社买卖，国家对合作社进行指导，并在经济、财政、银行等方面给予切实的支持。
　　列宁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东方国家已经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旋涡，世界斗争的结局正是取决于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东方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列宁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391页。。同时，列宁清醒地估计到仍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维埃俄国面临的困难和危险，告诫全党要极其慎重地维护工人政权，加强工农联盟，注意并防止工人阶级同农民之间可能产生的任何分裂。这是苏维埃俄国整个战略策略的根本出发点。








    第七章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50年代初，是苏联历史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年代。这一时期，国际形势十分严峻，国内斗争异常复杂。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在无所前鉴的情况下，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提出的一些理论设想，结合苏联的具体实际，领导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作了长期的可贵的探索，提出并实施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运行体制，形成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这一基本框架在苏联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20世纪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种探索。这种探索，无论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财富，都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各种探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和深刻教训。

　　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探索

　　从1924年1月列宁逝世一直到1929年，围绕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斯大林先后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展开了激烈的理论争论，争论所涉及的问题非常重大而又极其广泛。理论争论的主题涉及列宁主义问题、新经济政策问题、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和如何选择社会主义建设方式和道路问题等。这些理论争论，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和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重要的影响。

　　1.关于列宁主义的争论
　　1924年列宁逝世后，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面临着种种理论的与实践的难题，需要对列宁留下的珍贵理论遗产进行梳理，从中寻找解决这些难题的方法和途径。当时俄共（布）最高领导层，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俄共（布）的主要领导人都力图从对列宁留下的理论遗产的解读中阐明各自的观点，解决存在的分歧。于是，对什么是列宁主义的理解就成为激烈争论和思想理论交锋的焦点。在这一交锋中，斯大林对列宁主义作了许多独特的理解，后来成为俄共（布）关于列宁主义的权威阐释。
　　在关于列宁主义定义的阐述中，斯大林提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斯大林选集》，上卷，1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斯大林认为对列宁主义这一阐述的正确性，首先在于它指出了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确定了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正和某些批评列宁的人相反，他们错误地认为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后产生的；其次在于它指出了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这正和社会民主党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只适用于俄国一国的环境；最后还在于它指出了列宁主义同马克思学说的有机联系，确定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正和某些批评列宁主义的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的发展，而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恢复，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实际情况下的应用。

　　3.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凸现，在对这些社会矛盾原因的理解及其解决方案上，斯大林与布哈林发生了分歧，在社会主义建设方案上逐渐远离布哈林的方案，在许多思路上和原来的反对派似有接近。例如，斯大林的农业"贡税论"，似乎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影响；全盘集体化运动与托洛茨基所谓在农村进行第三次革命理论接近，而高速工业化理论则与"超工业化"计划类似。当然，斯大林的思路与托洛茨基的方案在形成的根源上是不同的。
　　首先，出发点不一样。在工业化的高速发展问题上，托洛茨基的高速发展工业的主张是同战胜国内日益增长的小资产阶级势力相联系的。托洛茨基是出于对国内农民阶级的不信任，以同国内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限制国内私人资本发展为目的。斯大林的高速发展工业思想是同战胜国外资本主义列强相联系的。斯大林是出于苏联是处在资本主义重重包围中遭受战争威胁的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必须在短时间内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求得经济独立，使苏维埃政权处于不败之地为目的。在工业化发展的资金来源问题上，两者都有从农业筹措资金的方法，但托洛茨基方案是在不相信工农联盟，不相信农民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把新经济政策时期成长起来的较富裕的农民等同于富农，认为农民是威胁苏维埃政权的定时炸弹，要求通过税收和价格政策尽可能地对富农加以剥夺，将资金无限制地从农业抽到工业领域；而斯大林的工业化思想是在始终坚持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反对放手剥夺农民，只是认为从农业中抽调资金以支援工业化的政策是不可避免的，应当继续执行，不能立即取消，尽管这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甚至讨厌的事情，并强调从农业中筹措资金应当掌握好分寸，切忌过度。从道理上说，在一个农业国中进行工业化建设，不从农业领域中筹措资金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如何筹措，筹措多少。斯大林在工业化初期，对农民的政策还是十分小心谨慎的，但是粮食危机爆发后，加上战争的威胁，斯大林对农业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偏差，实际上造成了挖农业补工业、剥夺农民的做法。但是这与托洛茨基派从一开始就对农民抱有戒心而主张剥夺农民的出发点是根本不一样的。
　　其次，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不相同。托洛茨基提出"超工业化"主张时，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暂时稳定"时期，它们正一致虎视眈眈地对着新生的唯一无产阶级政权，托洛茨基主张剥夺农民的"超工业化"方案必然会危及工农联盟的稳定，破坏这一坚固的防御资本主义进攻的堡垒，继而危及初生的苏维埃政权，自然遭到多数人的反对。而1929年斯大林实行工业化"大跃进"政策时，正是西方国家发生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从稳定进入严重危机的阶段，这给苏联领导人造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即将迅速崩溃的错觉，他们以为，实现工业突飞猛进，跻身先进强国的大好时机已经来临。于是苏联领导人和广大群众革命热情迅速高涨，斯大林的超高速工业化思想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成为当时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和托洛茨基派的"超工业化"方案虽然做法相似，但理论出发点和政策背景是全然不同的，我们决不能将斯大林的工业化思想与托洛茨基派的"超工业化"主张混为一谈。
　　有人将斯大林的工业化思想与布哈林的工业化方案进行比较，认为布哈林的工业化方案更适合苏联的发展，甚至提出，倘若苏联党和国家选择了布哈林方案，苏联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很可能走上另一条道路，如果历史选择了布哈林模式，就可以避免斯大林模式所造成的弊病了。这种判断实际上是脱离现实的臆想。历史毕竟是不能假设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制定也不例外。虽然布哈林所阐述的发展方案在理论上更接近于列宁晚年思想，是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国民经济较为综合平衡发展的方案。但是要使布哈林方案在当时的苏联顺利地实施下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际上，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从来都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布哈林的方案仅仅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和分析问题，没有将当时严峻的政治环境因素考虑进去。有时在历史的关键时候，即使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同等看待也要犯错误。早在1921年列宁就批评过布哈林，说他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等同起来，在理论上堕落到折中主义立场上去了。列宁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要地位。"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 纵观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政治形势，国际政治环境十分险恶，帝国主义疯狂扩军备战和歇斯底里地叫嚣战争，不断对新生苏维埃发动武装干涉，稍事歇息又挑起残酷的战争，历史并没有给斯大林和苏联留下多少和平的时间。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苏联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是完全必要的，从而形成了特定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指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形成的社会主义建设方式、道路，是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具体实现形式。包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以及制度、体制，这些内容既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规律，即社会主义的共性，又反映了在苏联具体历史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形式，即社会主义的特殊性。
　　斯大林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创立者。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逐步确立了在苏联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长达30年，建立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实施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其大致的历史过程是：在斯大林领导下，从1928年10月至1936年底，苏联完成了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在这一期间，苏联消灭了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制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消灭了所有的剥削阶级，剩下的只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苏联的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已经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农业国。1936年12月，苏联制定和颁布了新宪法。这部新型的社会主义宪法，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用法律形式规定了下来，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有关发展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方针政策方面的内容，如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处理农轻重关系等；一是有关制度方面的内容，即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运行机制。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斯大林领导时期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框架即1936年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依然沿袭下来，直到80年代中期。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1.苏联模式形成的国际背景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险恶的国际环境的影响。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所处的国际形势十分险峻，一直处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和国际反共战争逼近的状态中。国际反共战争威胁的形势要追溯到十月革命时期。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寄希望于世界革命大面积爆发，使社会主义由一国胜利发展到多国胜利，短期内完成世界革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的胜利，至少能改变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孤立、弱小的局面，形成社会主义阵营。他认为，"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天一天地，而是每时每刻地在成熟起来"。并预计，"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 。在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欧洲革命出现了短暂的高潮。1918年芬兰爆发革命，1月间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宣告成立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同年11月，德国爆发了革命，建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然而，这些革命由于帝国主义的镇压、社会党人的背叛、共产党人的错误，很快就失败了。到1923年，保加利亚九月起义、德国汉堡十月起义、波兰克拉科夫十一月起义相继失败之后，欧洲革命再度陷入了低潮，俄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1918年起，为了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帝国主义纠合14个国家，勾结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和反革命叛乱。为了打退帝国主义的进攻，粉碎反革命势力的叛乱，从1918年春到1920年末，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打退了帝国主义的干涉，粉碎了反动派的叛乱，初步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帝国主义对俄国苏维埃政权干涉失败，欧洲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受挫，苏联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关系出现了一种新状态：帝国主义消灭不了苏联，不得不与苏联和平共处，但它们并不放弃反苏的宗旨，总在寻求机会进行侵略和颠覆；苏联力量相对弱小，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对外采取的唯一正确的策略是和平共处，借以利用暂时的和平机遇壮大自身的力量，争取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苏联与国际资本主义呈现一种本质上对立却又不能不和平共处的关系。到1925年，除美国外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承认了苏联，并相互建立了外交和商业贸易往来关系。1933年，美国也最终承认了苏联。然而在这种和平共处中，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缓解资本主义世界内部无法克服的经济危机，仍然保留着反共战争的野心。当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完全爆发后，为维护统治和摆脱危机，各国纷纷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有的国家（如美国）采用改良政策，缓和矛盾。有的国家（如德、意、日等国）则相继建立起法西斯统治，公开叫嚣战争，德、意、日三国甚至结成反共产国际协定，形成"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旨在"协力防止共产主义的破坏"，实行孤立苏联、包围苏联、准备条件来对苏联发动战争的政策，直接把进攻的矛头指向苏联。于是，欧洲和远东成为两个战争策源地，局部战争频频爆发。实际上，回顾历史，在斯大林所处的时代，共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其他各种局部战争(包括地区战争、国内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等等)也不断爆发，而且经久不息。当时的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始终是处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始终处在战争或备战的特殊条件之下。苏联不仅经历了国内战争，而且经历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大规模的卫国战争，可见，在当时，战争的阴云是非常浓重的。这种持续的反共战争威胁的国际形势必然会对斯大林思考如何建设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既然战争迫在眉睫，要备战和进行战争，那就必然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高度地统一起来，就要求高度集中地统一使用国家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就必须高速度地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并使其他一切领域和部门都予以配合。这正如列宁早就指出的："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因此，斯大林明确指出："我们不能知道帝国主义者究竟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打断我国的建设。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而能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的基础，即苏联富强的基础。党不可能等待和应付，它应当实行最高速度的政策。"　因为，"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 。"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 。
　　当时国际社会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与苏联国内备战与高速工业化的社会生活主题，是相辅相成的。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必然产物。在经济上，斯大林模式的高速工业化，农业集体化，集中资金、资源、人力搞国防重工业的做法，从备战的角度看，其重要作用自不必多言。在政治上，高度集权制的形成受备战因素的影响同样是强烈的。在战争阴云十分浓重的形势下，抵御外来侵略，巩固和捍卫社会主义的问题，成为当时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最为关注的问题。为了保卫苏维埃国家以防止突然的事变，为了随时准备捍卫和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苏联不得不把尽快建成工业强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方式，就是在当时特定的国际形势下做出的选择。
　　斯大林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总的来说是正确的，大的方向是对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中发现的一些原则，这些原则需要坚持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经过多次反复的检验，而且正因为这是一些原则，一些粗线条的轮廓，即使它们具有客观真理性，要把它们变成现实也需要通过一系列的中介。从理论上说，要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原则同俄国的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必须牢固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必须深刻把握俄国的基本国情。斯大林在把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苏联的时候，从总的基本方面来说，是具备了这两方面条件的。但是，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际方面说，斯大林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都存在一些问题。从理论方面说，斯大林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不仅有深度和广度上的不足，而且有某种照搬的缺陷。如在对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解上，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从形式上照抄照搬，在实践上造成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超越阶段"的失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斯大林对马克思公有制理论的理解限于机械化，将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看做始终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把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在全社会实现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当作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本质体现，从而把公有制同商品经济直接对立起来，否认社会主义时期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存在。其实，应该说斯大林对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理解实质上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实现这一生产关系目标时操之过急，没有充分注意到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生产力国情，没有顾及到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显然是教条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的结果。从实践方面说，由于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影响，斯大林对本国的实际的把握也还缺乏全面性和深刻性。如他对脱胎于封建的、军事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新社会制度中尚存的封建专制遗毒的认识不深，对在革命风暴中诞生的新的社会制度中存在的地下活动，战场厮杀年代那种集权主义、命令主义的烙印估计不足，这些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三、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阐述

　　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为了继承列宁巨大的"理论财富"，对党员和党的干部进行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教育。为适应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普遍需要，斯大林亲自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著作，从思想上来培养、武装所有工作部门的干部，统一全党的思想。这些著作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从理论上论证、总结、提升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运行中的原则和经验。

　　1.马克思主义哲学及体系的研究
　　比较集中地表达斯大林哲学思想的著作，是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两本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初是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第四章第二节的内容，于1938年9月发表。不久便印成单本发行。该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部分，对它们的"基本特征"，分别加以归纳、概括、解释，并指出其实际意义。这种结构有助于广大党员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要领，便于普及。
　　在内容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首先就把辩证唯物主义的阶级性、党性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基础之间的内在联系，浓缩成一句话："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这句话指明了理解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在思想和行动上做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成员的高度一致性。

　　斯大林正确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黑格尔辩证法、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和革命变革。缺点是没有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英国哲学、法国哲学以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关系。
　　斯大林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肯定了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决定性的意义，概括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由表及里的认识秩序。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基本特征时，回答了"世界本原是什么"以及思维产生后与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等问题，指出了辩证唯物主义与辩证的唯心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般唯物主义与一般唯心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真正科学的可知论与一切形式的不可知论的根本区别。
　　斯大林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特征时，揭示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包括的内容及其各自对社会发展进程的作用，提出"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即地理环境"及"人口的增长，居民密度的大小"这两个条件能够"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对社会发展不发生"决定的影响"；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和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条件。
　　斯大林强调新社会思想、新理论观点、新政治设施、新政权在新生产力同旧生产关系冲突的条件下，在社会新的经济需要的基础上一经产生，便反过来对社会生活、社会历史表现出巨大的作用。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和辩证性。
　　斯大林阐述了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力量，指出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性质，推动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发展，它的改变必然引起整个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变。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存在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原有的结论有所误解，如它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关系的阐明上，只把作为"党的世界观"的辩证唯物主义归结为自然观，而把历史唯物主义仅说成是自然观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忽略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历史观的高度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既未揭示其客观性质，也未阐明其基本内容，如关于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只讲了前者，未讲后者；对于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只讲了对立面的斗争，而未讲其统一；对于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只将其量变转化为质变作了一般论述，未列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特征。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基本特征时，没有把实践范畴纳入认识论；对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阐述欠确切，如关于生产力的界定不够准确，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的论断不符合实际；对于20世纪30年代末以前的自然科学成就未作出科学概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对象和应用任务的引导，同现实需要有较大差距。这表明，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并非"马列主义哲学思想的顶峰" ，"每一个原理都是专门巨著的指路明灯" ，而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950年5月至7月初，苏联《真理报》针对当时苏联著名语言学家尼·雅·马尔为代表的学者宣扬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语言学理论，组织了一次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讨论，以便"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语言学发展中的停滞现象，确定这门科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斯大林非常关注并亲自参加了这次讨论。他写下了《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答同志们》。1950年8月，这些短文和复信被汇集成《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出版。该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
　　第一，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二者的相互关系问题。斯大林在论述语言与上层建筑的根本区别时，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作了明确规定。他指出，经济基础"是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制度" 。它不包括生产力，不是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而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 它有两个部分，一是客观实在的上层建筑，即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一是观念的或思想的上层建筑，即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观点的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
　　斯大林揭示了上层建筑的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明确指出政治、法律设施是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政治、法律等观点建立起来的，"设施"与意识形态相适应。在斯大林之前，对政治、法律制度根据什么、怎样在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问题，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出具体的回答。
　　斯大林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即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作了论述。他指出："任何基础都有同它相适应的自己的上层建筑" ，"如果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那么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会随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如果产生新的基础，那就会随着产生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他还进一步指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两个方面，一是新的上层建筑积极帮助自己的基础形成和巩固。二是新的上层建筑要为消灭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斗争。
　　第二，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斯大林指出："上层建筑是通过经济的中介、通过基础的中介同生产仅仅有间接的联系。因此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是立刻、直接反映的，而是在基础变化以后，通过生产变化在基础变化中的折光来反映的。" 即上层建筑通过生产关系这一中间环节同生产力发生联系。这科学地说明了社会发展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个层次，以生产关系为中间环节构成两对矛盾，它们决定着社会的性质、面貌及其发展。这个理论问题实际上包含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但斯大林始终没能全面地提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矛盾的关系，并用相应的哲学概念加以概括，作出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完整、明确的表达。其原因在于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在思想上偏离了辩证法，存在着对社会主义肯定一切的形而上学观点。
　　第三，关于质变的两种形式。斯大林提出了质变即飞跃的两种形式--爆发式和非爆发式。指出爆发形式主要表现为"一次决定性的打击"， 一下子完成新旧更替，具有突然性；而非爆发式则表现为经过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逐步过渡以实现飞跃，具有逐渐性和长期性。这里他把质变的形式普遍化，特别强调非爆发性质变形式的作用和意义。这是他在研究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事物发展的特点之后的新见解，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这方面科学预见的发展。斯大林还指出，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经过爆发的规律，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于诸如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之类的社会现象。"对于分成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是必需的。但是对于没有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就决不是必需的了。" 他具体论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制改造所采取的"逐渐过渡"的形式，肯定了质变过程的非爆发形式及其多样性，这里透出一个重要思想，即当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时，可以采取逐步改进、改革、调整等形式，使之逐步完善。斯大林还认为，"逐渐过渡"形式包括使新东西渗透到旧东西中，改变其旧本性，从而实现质的飞跃。
　　斯大林的上述思想，在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在实践上，对于处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种社会矛盾亦有重要意义。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的哲学思想的缺陷是，他关于上层建筑"随着基础的消灭而消灭，随着基础的消失而消失"的表述是不确切的。全部上层建筑是由政治上层建筑和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两部分组成的，意识形态具有程度不同的相对独立性和继承性，除了受经济基础决定外，它还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继承关系，各种意识形态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在新旧上层建筑的交替过程中，意识形态并不同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或消灭而立即变化或消灭，斯大林的不确切的表述，反映了他对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和继承性的否定。
　　斯大林对一国建成共产主义的设想在不少方面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更加具体化了。然而，他基本上是从苏联的模式出发考虑问题，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弊病。他主张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但没有把与人民生活直接有关的消费品生产摆在应有的地位。他强调国家统一计划，但未给地方和各部门以适当的自主权。此外，他把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定得太低了。他仍停留在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这种设想上。

　四、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特点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说法，通常包含两重含义：一是指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是人们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本质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所特有的，而与其他社会经济形态相区别的根本的东西；它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普遍规律、社会主义发展的共同道路。二是指社会主义社会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它体现了人们日常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生的关系，这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国情相结合进行探索的成果。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基本制度是根本的、决定性的，具体的体制和运行机制是表层的、被决定的，虽然它有相对的独立性，但仍然是社会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所谓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就是两者的统一。它首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即是：在政治上，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实行广泛的民主，而对资产阶级和一切敌对势力实行专政，并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来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之在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从而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在思想上，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所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的体现。其次，是具体的体制和运行机制，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在苏联条件下的具体实现，具有鲜明的苏联特色，所谓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特点，主要是就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而言的。苏联模式在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上的基本特点是高度集中，分别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

　　1.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
　　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用国家自上而下靠行政手段下达指令性指标的办法来有计划地管理经济的体制。这种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由国家自上而下地靠行政手段高度集中地、有计划地管理经济的体制。它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国家机关是经济管理的主体，而企业只是国家机关的附属物。国家机关既是国家所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又是直接的经营管理者。企业是国家计划的执行单位，因而只有无条件地完成国家计划任务的义务，而没有经营自主权。同时，企业经营好坏，既与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无关，企业也不负任何经济责任。
　　第二，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以及各个企业的经营活动，都是靠国家下达指令性计划来指挥，"国家计划就是法律"。由于理论上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或者只是在两种所有制之间进行交换的范围内承认有商品交换，因而在经济生活中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完全反对市场调节。
　　第三，在经济管理的方法上，国家管理经济的方法以行政方法为主，即主要是按照行政隶属关系，通过行政命令、行政干预来实现对经济的管理，忽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在否认商品货币关系、否认企业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条件下，国家也不可能采用经济方法来管理经济。
　　这种经济体制，有它历史的由来，曾经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当时苏联经济极其落后，原始性的小农经济还是汪洋大海，迫切需要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社会主义建立物质技术基础。苏联又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中，国际环境十分险恶，尤其是希特勒法西斯上台后，战争的危险日益迫近，苏联不得不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但是当时苏联经济力量十分有限，为了完成工业化任务，建设庞大的重工业体系，必须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高度集中起来，建设新的工厂，开发新的地区，从无到有地建立现代化部门，尤其是发展国防工业部门。显然，这时计划经济体制是适合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的。历史事实也证明，这种体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苏联仅仅用12年时间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花了50年到100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业化任务，凭借本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打败了法西斯德国，这表明当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是必要的，不容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国家，这种体制的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但不可否认，这种体制的确存在一定的弊端。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国家集中过多，统得过死，企业缺乏发展生产、改进经营的内在动力，不能发挥积极性和主动精神。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计划经济体制的优点是主要的，它的缺点是第二位的。

　2.政治体制上的集权
　　1936年苏联通过的新宪法，在规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具体规定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新宪法根据无产阶级专政对劳动人民实施广泛的民主的要求，设专章规定了公民享有的广泛的权利，包括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等，享有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的自由以及宗教信仰和进行反宗教宣传的自由。此前，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法中，只有规定权力机构权力的章节，而没有专门规定公民权的章节。与此相反，苏联宪法用专章明确规定了公民的权利，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性和人民性，也标志着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和进步性。宪法又规定了国家权力机关实行苏维埃制，各级苏维埃由苏联公民按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投票办法选举产生，所有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性别、信仰、文化程度、居住期限、社会出身、财产状况以及过去生活如何，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些规定是宪法史上的一场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创举，使劳动人民享受到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的民主。
　　但苏联政治体制在运行中也存在许多弊端，主要表现在：一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的常设机构膨胀，取代了行政职能部门的工作。苏联各级权力向党的部门集中，造成了党政不分、政出多门的现象，使党的机关国家化，党的各级机构代行了国家机关的职能，党直接干预政府的日常事务。二是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地方权力向中央集中，行政区划批准权、经济管理权进一步向联盟中央集中，社会各层次的重要决策都由中央集中作出。中央有权决定国民经济计划，管理银行，管理具有全国性的工农业机关、企业和商业。同1924年宪法相比，1936年宪法加强了中央权力，限制和缩小了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权限，使行政区划权、立法权和经济管理权进一步向全联盟集中。三是在权力运行上，党内最高权力集中于一人，逐渐形成了个人集权、个人专断的状况。权力高度集中最突出的表现是最高权力集中于斯大林一人身上。这当然有当时的客观原因，但是毕竟从体制上为在斯大林晚年演化为个人迷信提供了客观条件。四是在民主建设上，疏于民主制度建设，民主监督机制不健全，在重大事务和重大决策中较多地采用行政强制手段。在党内民主生活上，党员的民主权利得不到落实，一些主要干部由选举产生实际上流于形式。五是在法制建设方面，不仅法律体系不完善，而且法律也缺乏权威性，安全机关有法不依、不依法办事，甚至破坏法制的事情屡屡发生。六是在组织机构上，监察委员会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设机构，其任务也由监察党中央决策机构变为监督党的决议的执行。与此同时，群众监督组织也被取消，不再强调群众监督。监督部门的地位和作用下降了。1940年通过的关于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条例根本没有吸引劳动者参加监督监察工作的规定，把人民群众对党的中央机关、党的干部、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变成由上对下的监督，监督的实质发生了变化。

　　3.文化建设和文化管理体制
　　苏联斯大林时期在文化体制上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十分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教育。斯大林认为，马列主义是关于社会、社会发展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共产主义胜利的科学，是一切工作的指路明灯。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力量，就在于它使党能判明局势，了解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预察事变的进程，不仅洞察事变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洞察事变在将来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 如果不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不把实际工作和必要的理论研究联系起来，就会在黑暗中摸索。早在在格鲁吉亚从事革命活动时期，斯大林就在《略论党内意见分歧》一文中捍卫了列宁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观点，如"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等等，高度赞扬了在工人运动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灌输"的引导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斯大林更加重视在人民群众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认为这种教育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巨大的引导作用。1924年，他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强调，在苏维埃和党务干部学校、共产主义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中，要"尽力加强共产主义教育"，并且说："特别应该强调列宁主义的宣传，因为这种宣传在共产主义教育方面具有决定意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1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为了在群众中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联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曾做出决议，委托中央采取一切办法迅速出版马恩全集、马恩文选、列宁全集、列宁选集等经典著作。1938年，联共（布）中央还决定，将1931年11月由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和列宁研究院合并成立的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划归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领导，责成这一党的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从速再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不久就开始出版《列宁全集》第4版，1951年全部出齐。为了培育青年一代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斯大林亲自编写了联共（布）党史，指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习气、习惯、传统和偏见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同这些传统和习气作斗争，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中必须克服这些传统和习气，并且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精神教育新的一代，--这就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不执行这些任务，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自20世纪30年代，苏联逐步设立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马列主义基础等课程，号召人们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斯大林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某些论断的理解存在教条化的倾向，缺乏辩证法的灵活性。
　　二是注重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发展科学技术，强化对文化事业的领导和管理。为了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斯大林提出了"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强调在劳动者中开展文化的普及教育。20世纪30年代苏联利用资本主义处于经济危机，大量科技成果、设备急需寻找国际市场的大好时机，积极引进外国的技术和设备。因此，苏联的教、科、文事业发展十分迅速。十月革命后，苏联文盲人口仍然占全国总人口的50%~60%。针对这种落后情况，苏联实行了四年制的普及教育；在农村和工人新村，又实行了七年制义务教育，使千百万劳动群众及其子女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在9~49岁年龄段，识字居民已达到87.4%。到1929年年底，城市产业工人中的文盲基本上扫除，到1931年5月，莫斯科已成为一个无文盲的城市。1932年，在农村的扫盲学校共招收1500万人，其中1100万人的文化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到了1959年，全苏联人口普查资料表明，苏联劳动人民不识字的现象已基本上消灭。自1920年至1940年，约有5000万原来是文盲的成年人识了字。　1913年沙俄时代仅有1.16万名科技工作者，到1940年，苏联拥有科技工作者数目达9.83万人，比1913年增长了7.4倍。1947年底，苏联政府宣布已经掌握了原子武器的秘密。1953年8月，苏联在北极圈的弗兰格岛爆炸了氢弹，其设计方法比美国更先进。
　　在文化事业的领导和管理上，20世纪20年代，苏联曾有过众多学派和不同流派自由争论的局面。30年代，随着党内斗争告一段落，党中央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学术领域的争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先后发布一系列决议，对中小学、高等学校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制度，教科书的编写以及中小学的历史、地理课讲授问题，作出了专门规定。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还亲自主持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同时，哲学界开始批判德波林学派，并改组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编辑部；文学方面党中央认为"拉普"正在妨碍文艺创作的大规模发展，决定予以取消，建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并在协会中设立共产党党团；在史学方面开展了对波克罗夫斯基的批判运动。文化方面的种种措施，加强了党和国家对文化事业的领导和管理。但是，苏联对自然科学划分阶级属性，如在苏联自然科学文献中，就有无产阶级生物学和资产阶级生物学的提法，把某些在世界上具有相当影响的生物学学派划入了资产阶级生物学行列。这种理念和做法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五、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扩展及其影响

　　1.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扩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扩展到欧亚多个国家，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东欧一些国家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南欧的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亚洲的中国、越南、朝鲜、老挝、蒙古和拉丁美洲的古巴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扩展，有深刻的复杂的背景。
　　其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自然是人民自主选择、长期奋斗的结果。社会主义对欧亚社会主义各国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这些国家缺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如何建立新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极为困难而又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除了依据自己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之外，就只能依据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且它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获得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影响力，苏联模式提供的可资借鉴的样板，必然使正在探寻社会主义道路的欧亚社会主义国家采用苏联模式。
　　其二，欧亚社会主义各国总体上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整个经济还处于小生产的状态，封建势力比较强大，人们的民主意识淡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为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只有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才有可能集中利用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建设一些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危的大工程，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苏联模式在总体上正适合它们的需要。
　　其三，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实行冷战遏制的政策，东欧各国内部党派林立、政局不稳，强化共产党执政地位，确立一党执政和议行合一的政治模式，有利于排除党派纷争的干扰和保持国内政治局势的稳定，有利于恢复战争创伤、促进国家发展，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也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应对西方的挑战。因此，东欧各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初创时期，接受苏联政治模式，有符合历史客观需求的一面。
　　其四，建于十月革命后的共产国际，是一个集中型的国际政党，苏联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欧亚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大部分共产党都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号召、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各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各国党必须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因此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与苏联及苏联共产党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密切的关系，他们在掌握政权以后，必然竭力向苏联及苏联共产党靠拢。同时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特殊地位，苏联共产党实际上是共产国际中的领导党，与各国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苏联共产党亦能通过共产国际影响各国党。
　　其五，斯大林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加之他有大国大党主义的思想残余，曾强制地要求欧亚社会主义各国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甚至把实行不实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作为衡量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标准，把别的国家走自己的道路视为"异端"。在上述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苏联模式从一国扩展到多国。

　　2.二战后欧亚人民民主国家建立的特点
　　欧亚各人民民主国家在反法西斯的游击战争或者长期的武装斗争中，主要依靠本国人民革命力量完成了民主革命，并逐步摧毁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但在具体形式上，这些国家各有其特点。有的国家是依靠从国外打回来的人民武装力量获得解放的，如波兰。有的国家是通过武装起义而获得解放的，如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有的国家则是在长期斗争的基础上，依靠本国的革命力量，最终赢得反法西斯斗争胜利的，如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朝鲜和越南等。有的国家则主要是凭借苏军的强大攻势而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的，如匈牙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有的国家是经过了长期的武装斗争，在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内战争而最终取得革命彻底胜利的，如中国。

　　3.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评价
　　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历史地位的评价，要坚持把苏联模式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不要抽象地谈论它的功过是非。列宁曾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理论和实践是有差距的，有一些观点从抽象的理论上讲，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一把它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往往是不可行的。如对斯大林主张的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的评价，某些学者称："如果历史选择了布哈林模式，就可以避免斯大林模式所造成的弊病了"。"相对于斯大林模式的弊病，布哈林模式是最佳模式。"抽象地从理论上讲，这种观点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放到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就不合适。因为布哈林的方案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和分析问题，没有把当时严峻的政治环境考虑进去。他设想出一种十全十美的、不要付出多大代价的、"和平渐进"的发展道路，这如果在没有外力干涉的条件下，当然很好，但是苏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却面临着严峻的战争威胁，特别是法西斯上台之后，战争叫嚣极度疯狂，后来的事实是，德国法西斯集中了大半个欧洲的经济实力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如果苏联当时不迅速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很可能已在战争的炮火中遭到灭亡。而苏联能够战胜德国法西斯，也正是以其工业化时期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重工业为经济基础的。据有关材料显示，在苏德战场上，德国武装力量损失了3/4的有生力量，坦克、迫击炮、飞机损失75%，在1942-1944年间，苏联每月生产的坦克超过2000辆，而德国1944年5月达到的坦克最高月产量才不过1500辆，而且苏联坦克装甲的厚度、机动性都超过了德国；苏联野战炮年均产量比德国多一倍，迫击炮多4倍，反坦克炮多1.6倍。 如果苏联没有强大的重工业作基础，是不可能有这样强大的军事力量的。这提示我们，判断一个国家经济战略的确定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不能仅仅从单纯的经济因素考虑，还必须从世界的全局、从国际国内的复杂环境出发，综合地考虑各种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列宁曾深刻地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要地位。"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 这是很深刻的。
　　对苏联模式历史地位的评价，不是一个纯学术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它涉及对世界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几十年历史的基本评价，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采取慎重的、严肃的态度。我们党一贯坚持这种立场。早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就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对苏联模式进行了科学地分析。既充分肯定了它在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具有基本性质的、带有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同时又阐明了一个重要原理，即各个民族在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应努力探寻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具体形式。我们党指出："我们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撇开它在当时当地所表现的具体形式来说，就是指的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十月革命的道路却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这不但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都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 所以，"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
　　我们党又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一些基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只有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才能得到成功。"　这些论断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它们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我们在对苏联模式及其影响的评价上仍然要坚持这种基本立场。毋庸讳言，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及其影响的评价，不同政治派别的判断是不一样的。反社会主义的势力从十月革命胜利之日起，就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极尽攻击污蔑之能事。当今时代在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时期，这种污蔑更加厉害。如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7月26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所作的结论，就说:"几十年来强加给党和社会的模式已遭到战略性的失败。"因为这几十年搞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被扭曲了的"、"专横霸道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所创立的社会结构的模式崩溃了","这一结论具有原则意义"。他对"斯大林模式"深恶痛绝,采取的是全盘否定的态度,这反映了他的资产阶级的立场。
　　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地位，从其主要的、基本的方面，即从社会制度的角度看，要重视区分基本制度和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运行机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包含的有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包括政治上以共产党为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经济上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思想文化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它第一次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成了现实。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他们提出未来的社会制度问题的根据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内社会分工日益加深、各种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从而使得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性质。生产力不断社会化的性质，客观上要求由社会来占有生产资料并调节整个国民经济。但是，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私有制，妨碍着生产力社会化性质客观要求的实现，这就是生产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基本矛盾。这种矛盾的日趋激化，使资本主义方式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如果不解决这个矛盾，生产力不仅不能得到发展，而且还会遭到破坏。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只能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产阶级的私有制。然而这个"取代"的过程，必然引起资产阶级的殊死反抗，而且他们往往首先把刺刀提到日程上，对无产阶级进行镇压。这就迫使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经济基础，这就为实现按劳分配，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在这个艰苦斗争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关系，以赢得斗争的胜利，无产阶级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作指导。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正反映了这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普遍意义。所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包含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充分肯定它在世界历史进程中革命的、进步的意义。
　　对于苏联模式，必须作具体的历史的评价。在苏联模式中，既有反映社会主义共性的方面，也有体现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的特殊性的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共性的方面，要认识到它们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是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应坚持的。对于苏联模式中反映社会主义特殊性的方面，一定要看到它们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苏联模式中存在着一些弊端，有的在模式形成时错误就是明显的，有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凸现出来的。二战以后，苏联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要求经济从粗放经营发展为集约经营，苏联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苏联没有适时有效地进行改革，严重地影响了苏联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所有这些弊端只能通过社会主义改革加以克服。


































     第八章  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苏维埃俄国的崛起和西方一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特别是接踵而来的"大萧条"，引起西方国家左翼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反思，出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复兴"。一方面，后来被称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应运而生，乔治·卢卡奇（Georg Lukacs）、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和安·葛兰西(A Gramsci)所阐述的一些重要理论，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思想；另一方面，以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为主题的各种理论思潮也孕育而出，形成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发展的基本取向。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起源

　　"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词，常常被用来指称西方和东欧一些与苏联"正统"理论相别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思想倾向。"西方马克思主义"不等同于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在深刻的问题意识和广泛的理论触角方面它代表了这一历史时期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最富有特色的探索。"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运动，但是在基本肯定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进步的而不是退化的研究纲领，反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思想路线，批评斯大林式的"布尔什维主义"，主张向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开放，坚持批判资本主义并且注重从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上而不是从经济基础上展开这种批判等等方面，它显示出一些相近的立场和话语模式。

　　匈牙利学者、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乔治·卢卡奇、奥地利社会活动家卡尔·柯尔施和意大利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安·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也是它的第一代代表人物。他们的理论探索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较注重从哲学的高度研究时代提出的理论和社会政治问题，尤为注重讨论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并试图通过这一讨论来回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

　　1.卢卡奇的辩证法理论
　　在社会研究领域，对时代特征的敏锐捕捉是一切理论创新的前提。卢卡奇给自己提出的理论任务是认识"现代"，从理论上把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特点，总结革命起落的经验教训，探索复兴革命的新战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而在西欧和中欧却陷入低潮。尽管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十分尖锐，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并没有如期实现。革命在相对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而在相对发达的西欧遭到失败，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卢卡奇理论思考的出发点。
　　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首先研究的是一个简单而又成为"反复讨论的焦点"的问题：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它的哪些论点可以允许"批评"甚至"抛弃"，而又不失其为马克思主义？他雄辩地指出：假定最近的研究已经一劳永逸地证明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命题都是错误的，即使这样，一个严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在欣然接受所有这些现代结论的同时，一点儿也不放弃其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这种正统性"不是对这个或那个命题的'信奉'也不是对'圣书'的解释"；与此相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指的只是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只要坚守住这一方法，无论放弃多少马克思的个别命题，都不失为马克思主义的"正宗"。
　　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卢卡奇认为，这个定义不仅非常重要，而且对于理解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来说还非常关键，因为它涉及到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含义，不仅包括"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而且还必须从理论本身以及理论掌握群众的方法这两方面来理解，否则理论（辩证法）就不能转变为"革命的手段"。卢卡奇在讨论方法时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我们必须从方法以及它与其对象的关系中，抽象出理论的实际本质来。如果不是这样做，'掌握群众'将变成一句空话。群众就会被完全不同的势力所控制，从而去寻求完全不同的目标。如果那样，理论和群众的活动之间就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只有当意识和实在处于马克思所提及的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而现实又力求趋向于思想的条件下，理论和实践才能达到统一；只有当出现一个阶级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必须认识社会这样的历史局面时，只有当一个阶级认识其自身就意味着认识整个社会、从而既成为认识的主体又成为认识的客体时，而且只有这些条件都得到满足时，理论和实践才会统一，理论的革命功能的前提才成为可能。这种现实的可能性，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而出现了。
　　要弘扬革命的辩证法，就必须批判盲目的经验主义的"事实"观。卢卡奇不否认所有的认识都是从事实出发的。这里的唯一问题在于：怎样用辩证法的观点认识事实？事实之成为事实，必须置于"一个体系的框架中"。盲目的经验主义认为，每一件事实论据，每一个统计材料，每一个原始资料，都已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但是它忘记了，哪怕是一个不加解释的简单的事实列举，它已经意味着一个"解释"，即被固定在某种理论、方法或结构之中。在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包括商品拜物教、社会关系的物化、劳动分工的扩展以及分离的学科等等在内的社会结构，它使人易于产生"错觉"，从而强化经验主义"事实"；相反，辩证法不顾"所有这些孤立的和导致孤立的事实以及片面的体系"，坚持"整体的具体统一" 。卢卡奇正确地指出，事实具有"历史特性"，而不是"直接的既定的"；事实本身必须接受历史的和辩证的考察，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事实"；只有把社会生活孤立的事实看做是历史过程的各个方面，并且把这些方面结合到"总体性"中，关于事实的认识才能变成现实的认识，即发展为"具体的总体性认识"，也就是达到"现实概念的再现"。卢卡奇指出，马克思关于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名言，是历史地理解社会关系的方法论的"出发点和关键所在"。
　　1917年年底，葛兰西曾经发表一篇评论十月革命的著名短论--《反对〈资本论〉的革命》。葛兰西指出，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俄国革命应当遵循"一种预先规定的历程"，先是资产阶级发展起来，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然后无产阶级再思考诸如起义、阶级要求、革命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然而，十月革命却克服了《资本论》的逻辑，"爆破了规定俄国的历史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展开的决定图式"。布尔什维克"拒绝了马克思"，"拒绝《资本论》中某些表述"，他们用"明确的活动"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并不像可能被想象的和已经被想象的那样僵硬"，在这个意义上这场革命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而"这些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他们并不拒绝《资本论》"令人鼓舞的、内在的思想"，他们"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按照这种思想，"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冷冰冰的经济事实，而是人，社会中的人，处在彼此的关系中，彼此达成一致，并通过这些接触（文明）发展出一种集体的、社会的意志的人。人们来理解经济事实，判断它们并使它们适应于它们的意志" 。葛兰西进而从革命的常规条件和非常规条件角度分析了十月革命的原因。在常规时段里，要形成革命的集体意志，需要有一个漫长的逐渐扩散的过程，需要有阶级经验的积累，需要"外在地"和"内在地"组织起来，需要有"外部刺激的不断的连续和反复"。在这个过程中，群众"在思想里发展出某种条理"，并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潜力"，意识到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以及实现它的"能力"，成为自己命运的"仲裁者"。马克思预见到了这些常规的进程，而俄国革命是在非常规条件下发生的。战争带来了不可言状的痛苦和悲惨，刺激了集体的人民意志，饥荒、饥饿和死亡使他们的意志几乎在一夜之间统一起来，他们先是机械地、后是能动地和自觉地形成了"一个意志"。葛兰西认为，政治动员在非常规条件下的革命中起着关键作用，社会主义宣传"戏剧性"地"锻造"了俄国人民的集体意志。革命宣传使俄国人打破常规，无需"等待在俄国重复英国的历史"，无需"等待资产阶级崛起"，无需"等待阶级斗争开始，以便形成那种阶级意识"，就觉悟到"他们必须夺取政权"。葛兰西在这篇短文中关于十月革命逻辑、关于《资本论》内在思想、关于革命常规条件和非常规条件的论述，不仅集中体现了他本人的理论倾向，而且概括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创始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沉思。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创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法兰克福学派肇始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霍克海默（Mar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er W.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弗洛姆（Erich Fromm）是这一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代代表。作为一个研究团队，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有凝聚力、影响最大的一个知识和思想共同体。尽管由于战乱，社会研究所经常处于迁徙和重组状态，但是在霍克海默等人的组织领导下，以社会研究所为基地，法兰克福学派具体化了卢卡奇等人对哲学的强调，针对当时迫切的社会问题，借鉴和吸收精神分析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发现、提出和论述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课题，阐发了一种意义深远的批判的社会理论。稍后一些，用人道主义即存在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在法国出现。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Jean Paul Sartre）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一步阐述一种"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知识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1.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
　　霍克海默等人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密切相关，因而他们考虑构建一种新的社会理论即批判的社会理论来化解这一"危机"。批判理论不同于传统理论，二者的区别要从什么是"理论"说起。在霍克海默那个时代，对许多研究者来说，理论是关于特定主题的命题系统，这些命题之间具有紧密联系的逻辑关系，其中有些是基本命题，有些是派生命题，理论的有效性在于派生命题是否符合实际。如果经验与理论出现矛盾，那么不是研究者的观察不正确，就是理论命题出了问题，必须对经验或对理论进行重新检查。就理论对事实的关系而言，理论永远是一种假说，如果理论不足以加工经验材料，就必须准备改变理论。尽管离理想状态还很遥远，但一切理论的一般目标似乎都是要成为一种不局限于特殊论题而囊括一切可能对象的普遍系统的科学。关于无生命的自然的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功，引起了关于有生命的自然的科学--关于人和社会的科学的效法。霍克海默指出，当时社会学存在许多学派，然而在什么是理论这个问题上，"经验取向"的社会学家和"理论取向"的社会学家的看法却是相同的。
　　对以自然科学为蓝本建立起来的传统理论和方法，霍克海默提出了批判。在理论的逻辑体系中，新定义能否以及如何制定出来，不仅取决于体系的简单性和自洽性，而且取决于并非自明的研究方向和目标。研究对象也影响理论，理论应用于对象的过程不仅是科学内部的过程，而且是社会过程。把假说应用到事实上去的活动终究不是在研究者头脑里进行的，而是在不同的社会场所进行的。传统理论没有弄清理论"真正的社会功能"，它不谈理论在人类生活中意味着什么，而只片面地谈论孤立领域中理论意味着什么，它脱离整个社会活动母体，不懂理论是人的历史的社会生产活动过程的一个"非独立的环节"。传统理论遵循着"传统世界观"：知觉世界是"事实的总和"，我们必须"接受"和"适应"这个世界的"存在"。而其实，城市、村庄、田野、树林--这个周遭世界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产物"，人不仅仅在穿着、体貌和情感特征上是社会历史的产物，甚至他们"看和听的方式"也是人类活动塑造的，"在进行认识的个人有意识地从理论上阐述被知觉的事实以前，这个事实就由人类观念和概念共同规定好了" 。霍克海默还指出，传统理论是维持现存社会的理论。"社会划分为集团和阶级"，因而由于理论提出者所属的社会阶级不同，理论与社会活动的"关联方式"也就不同。就资产阶级来说，它的理论曾经致力于摧毁既存秩序，而今由于阶级地位的变化却发挥着"肯定"的社会作用。
　　霍克海默阐述了批判理论的各种特征。批判理论是一种"以社会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活动"。"批判"在这里不是"唯心主义的纯粹理性批判"，而是"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批判"。这种批判活动构成了辩证的社会理论的"根本方面"。批判理论是一种"批判态度"，它不承认"他存在的基本条件"是给定的东西，"根本不相信"现存社会为其成员提供的"社会准则"；它不"认同"这个社会，而是打算解放和改变这个社会；它同这个社会的关系就是"紧张"：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世界，而是资本的世界。批判理论反对传统理论对"事实"的看法，认为"事实"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社会劳动的产物，"纯粹的事实"是不存在的。批判理论是由"对合理生活条件的关心"支配的、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它追求社会的合理性，批判现存的苦难，设计解决苦难的办法，揭露现实的秘密。霍克海默这样描述异化："人们在社会中进行的协作是理性要求的存在方式；他们以协作的方式使用自己的力量，从而证实了他们自己的合理性。但是同时，他们的劳动和劳动结果却从他们那里异化出去了，而那包含着对劳动能力和人类生命的滥用的、包含着战争和无意义的痛苦的整体过程，却好像是一种不能改变的自然力量，是一种无法控制的命运。"　批判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的概念工具。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剥削、剩余价值、利润、贫困化及崩溃范畴"是批判思想整体的组成部分，这个思想整体的意义是"把当代社会转变成一种正义社会的活动"。批判理论不提出类似乌托邦的社会改造方案。自由人的联合体不是抽象的乌托邦，走向这个联合的趋势如何，经过哪些过渡阶段等等，在它实际发生之前难以说清。批判理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并不排斥"幻想"。对一种未来图景的勾画，"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缺乏这种想象力，就会导致"苦恼、失败和惩罚"，因而批判理论家有时候必须是"顽固"的乌托邦主义者，他的工作的意义不是"自明的"，而是依赖于那些"以足以证明他有道理的方式去说和做的人"。批判理论不是教条主义，虽然它的本质要素不会发生改变，但它没有"教义性的主旨"，它的理论要素会随着历史变化而重新安排。
　　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提出了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论题。一是关于批判理论与无产阶级的紧张关系。在霍克海默看来，合理社会组织的观念内在于人类劳动之中而又没有被正确把握，要理解和表达这些观念，需要有"某种利害关系"。无产阶级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境况"，将会产生出这种"利害关系"。但无产阶级的社会境况并不是"正确认识的保证"。无产阶级可能确实体验到了生活中的苦难和不公，但这种意识并没有变成"社会力量"，而是被强加在它身上的社会结构分化和阶级利益对立所遏制，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和腐蚀"，从而"陷入对现状的奴性的依赖"。虔敬地宣布无产阶级的创造力量并在"适应无产阶级、神话无产阶级的活动"中得到满足，避免暂时与群众对立，这种做法无异于"逃避理论努力"，只能使群众变得"更为盲目、更为软弱"。批判理论的真实作用在于，它与被压迫阶级形成"动态统一"，它不是像传统理论那样致力于系统地描述某个阶级在特定时刻的感情和观念，而是成为"群众成长过程中的批判因素和推动因素"。二是关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批判的态度是"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它既是对既存秩序的抗议，也包括"人类自决"的观念，即人的行动不是由外在机制决定而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观念。如果抛开理论去思考既存秩序，就会"歪曲理论对象"，就会陷入"无为主义或顺世哲学"。批判理论的前提是批判现存秩序并与现存秩序作斗争，在这个斗争中"认识和行动"不是"不同的概念"，认识到一种状况的存在是向改变这种状况迈出了一步，因而理论"构造整个社会的发展图式"。批判理论要取得"历史性胜利"，就必须得到传播和接受。一方面，对社会变革的关切由普遍的社会不公唤起，而这种关切将促进批判理论的传播。另一方面，批判理论必须"塑造和指导"社会关切。
　　萨特呼吁马克思主义重视研究人的问题。一方面，马克思研究的"中心"是"具体的人"，马克思主义如今仍然表现为唯一可能同时是历史的和结构的人类学, 只有这种人类学可以在人的整体性中来研究人, 即从人的条件的物质性出发来研究人。另一方面，教条式马克思主义错误的要害，却在于见物不见人："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所注意的是同一个对象，但是后者把人吞没在观念之中，而前者则在凡是人所在的地方---在他的劳动中，在他的家里，在马路上，到处去寻找人" 。在萨特看来，在对人作具体而微观的研究方面，存在主义在方法上比马克思主义先行了一步，而只有实现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马克思主义才能重新恢复它的生命力。萨特制定了融合二者的方案，提出把"辅助学科"和"中介因素"引入马克思主义，阐述了他的人学辩证法的基本方法--"前进-逆溯"方法。对于存在主义而言，马克思主义一旦掌握这些方法，重新把"人的维度"置于基础地位，存在主义就再没有存在的理由了。萨特声称，他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不过是加速这一解体过程。
　
　　三、 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探索，是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国家经历着"大萧条"的严重冲击，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及苏维埃经济的迅速发展，从不同的方面推进了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的新的研究。

　　1.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理论研究
　　莫里斯·多布（Maurice Herbert Dobb）是20世纪西方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在3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既对这一时期马克思经济学在西方的"复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对之后半个世纪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多布毕生从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最突出的论题就是劳动价值论。他在一开始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时就已意识到，劳动价值论无论在理论逻辑上，还是在体系结构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当时，他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多少还处在一种"奇特的矛盾"状态中。例如，他在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既承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以及这一理论在创立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优越的"地位；同时又认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创立的"新古典"理论在逻辑上也是正确的，它在价值理论上的失败仅在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性质的错误解释上，仅在于对资本主义结构的不充分的表述上，那时，多布还力图弥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马歇尔均衡价格论之间的"罅隙"。进入30年代后，多布重新研究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劳动价值论上的得失、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有了新的认识；同时，对马克思之后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流行的各种价值、价格理论的本质，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一时期，他对劳动价值论研究的成果，集中反映在一些论文中，其中最重要的有《价值理论的必要条件》、《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现代经济学和资本主义》中。
　　30年代初，在西方经济学界，劳动价值论不仅受到云集在"边际主义"旗帜下的形形色色的主观价值者的攻击，同时还受到倡导经验价格、主张取消任何理论价值的新思潮的挑战。当时，瑞典经济学家卡尔·古斯塔夫·卡塞尔认为，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论是完全不必要的，所有的必须证明的命题都可以由经验价格加以说明。另一位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米尔达尔，则在1932年发表的《国民经济学中的政治因素》中宣称，在对价值理论--不管是以实际成本，还是以效用为基础的价值理论--的研究中，以前的经济学都受到来自伦理因素和政治因素的缠绕，因而各种价值理论都不具有纯粹的经济学的性质。他认为，只有放弃这种错误的研究方法，倡导具有实效性的经验价格，才能把经济学置于科学基础之上。
　　在这一理论氛围中，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然面临双重的理论任务：一是必须驳倒提倡"经验价格"的"新思潮"，搞清理论价值在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必要地位；二是必须驳倒各种非科学的价值理论，阐明劳动价值论才是唯一的科学的价值理论。这一时期，多布以对卡塞尔、米尔达尔等人的"新思潮"的批判为出发点，展开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探索。
　　多布认为，要驳倒提倡"经验价格"的"新思潮"，首先要搞清的一个问题就是：合适的价值理论同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的联系？在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中，多布指出，任何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都是从对一种比较模糊的、未加区分的领域的事物的描述和分类开始的；只有在作了这种描述和分类的基础上，才能在以后的进一步的分析中，得出适合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普遍原则。在这一理论体系中，这种普遍原则可能只适合于有限的或局部的情况，不能完全预测这一体系内更为具体的、更大量的事实和更一般的问题；但是，一开始就确定了的这一普遍原则，对整个理论体系的构造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此，在任何一门科学中，这种普遍原则不仅要达到一定的综合程度，而且要达到相当的精确程度。多布认为，化学中化学元素的原子量的概念、物理学中牛顿引力定律，在这些科学中就起着这种普遍原则的作用。在政治经济学中，能够起这种普遍原则作用的，首先就是价值理论。这就是多布屡屡强调的价值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中所具有的"描述和分类"的功能。显然，取消价值理论的这种独特地位，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就无从建立起来，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也难以得到发展。
　　多布进一步认为，只有能够执行这种"描述和分类"功能的价值理论，才是一种"充分的"价值理论。纵观经济学说史上的各种价值理论，只有劳动价值论才是唯一的"充分的"价值理论。对此，多布从形式上和内容上论证了劳动价值论所具有的这种"充分性"。
　　从形式上看，在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程组"中，"充分的"价值理论必须处在起关键性作用的"自变量"的地位。这种"自变量"必须具备两个充分条件：第一，在解开整个"方程组"的过程中，这种"自变量"在任何特殊情况下都不能依靠其他"自变量"得出自己的解；第二，这种"自变量"必须表现出某种数量关系，但是，重要的是，"这种数量不能是价值本身" 。
　　显然，经济学说史上存在过的诸多价值理论，都只滞留在循环论证的"怪圈"中，无法找出一种独立的、在因果关系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自变量"；唯有劳动价值论才能跳出这一"怪圈"，避免循环论证，从一定形式的社会劳动（马克思把它精确地定义为"抽象劳动"）出发，解决构成价值"自变量"实体的问题。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看，多布认为，只有劳动价值论才能作为起关键性作用的"自变量"，才能解开整个政治经济学的"方程组"。
　　从内容上看，"充分的"价值理论，必须具备能够预测现实世界的"实在性"的特征。这就是说，第一，对于"充分的"价值理论来说，价值"必须转化为实际的维度，这些实际的维度在事实上是能够加以理解和认识的"。因此，经济学说史上的各种主观价值论，在形式上尽管也是在价值体系以外寻找价值决定因素的，但是，这些决定因素都是"非实际的"，只是主观的心理欲望这一类因素。只有在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作为"实体"的劳动因素，才是一种"生产活动中的客观因素"，并且具有"实际的维度"。
第二，作为"充分的"价值理论，不仅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抽象层次上是正确的，而且在不断接近于现实世界的具体层次上，在经过适当的"修正"之后，也应该是正确的。多布认为，只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才能达到这一点。作为例证，他提出了《资本论》体系中的"近似法规律"的理论。多布认为，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抽象层次上，"第一近似规律"（the law of first approximation）起着主导作用。这时，价值决定价格，利润取决于剩余价值，或者取决于劳动力价值和产品价值之间的差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进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这时，马克思在对"第一近似规律"作了适当"修正"的基础上，推导出逐渐趋近于现实的"第二近似规律"（the law of second approximation）。正是在"第二近似规律"的作用过程中，个别商品的生产价格与市场价值相偏离，平均利润量与剩余价值量相偏离。相对于逐渐趋近的资本主义现实而言，"第二近似规律"不仅没有违背"第一近似规律"，相反，还使"第一近似规律"的抽象规定性进一步展开为具体规定性。
　　第三，"充分的"价值理论还必须像政治经济学中的其他理论原理一样，植根于人们为取得自身的生存资料而同自然进行斗争的不同的生产方式中。这就是说，价值规定必须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显然，这种联系的枢纽只能是劳动。因此，只有劳动价值论才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唯一的"充分的"价值理论。多布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的视角，对劳动价值论所作的这些新的探讨，不仅对当时流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形形色色的价值理论作了深刻的批判，而且也为他从多方面开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视野奠定了重要基础。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过程和性质的分析，就是把包括劳动价值论在内的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运用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多布认为，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研究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与政治经济学史上其他的经济危机理论或商业循环理论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自身的根本特征相联系的。这里所说的"根本特征"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是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社会利益的。
　　第二，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动态的研究"。多布认为，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危机并不是对预期的均衡的一种偶然的偏离；也不是离开既定的发展轨道，而后又顺利地回到这一轨道上来的过程；危机只是造成和形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运动形式。因此，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动态"角度来看，经济危机不仅是必然的，而且还是这一社会得以发展的一种必要的机能。在多布看来，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条件下，强制地实现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的一种必然的机能。显然，缺乏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动态过程的实质。
　　第三，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性质及其根源的研究中，注重对这一社会的阶级关系的研究。多布认为，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中，马克思固然突出了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其内在矛盾的分析，但是，也应该注意到的是："马克思在理论阐述中，从整体上强调的是：在业已形成的'社会经济运动规律'中，既定时间和阶段上的阶级关系状况对经济危机具有占统治地位的影响"。因此，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就蕴涵着对"阶级关系的运动形式（阶级斗争）和市场上表现出来的阶级收入形式的考察"。在多布看来，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应该包括对劳动力的供求状况、劳动者工资的变动趋势以及工会组织力量大小等等方面问题的研究。
　　针对3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情况，以及当时理论界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理解的现状，多布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中两个易于使人误解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第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关系。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认为，利润率趋向下降是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与此同时，他又认为，由于一系列相反作用因素的影响，利润率下降的实际趋势并"不更大、更快"。据此有人认为，马克思没有提供一种"逻辑的根据"说明，在作用和反作用这两种趋势中，哪一种会占优势。多布认为，这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一种"过于机械"的理解。多布强调指出："在马克思看来，利润率下降过程中的作用与反作用趋势是相互冲突的要素，这个制度的一般运动就是由此产生的。这就是说，在各种力量的冲突达到平衡时，就偶然地出现一种均衡运动；当各种力量的冲突变得急剧并破坏均衡，并出现与此相伴随的波动时，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境况中就表现为危机。" 据此，多布认为，不能把反作用趋势看做是抑制或消除经济危机的力量；相反，反作用趋势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动态运动的一个侧面，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由均衡走向均衡被破坏、经济波动，最后走向危机的驱动力量。因此，利润率趋向下降中的反作用趋势，同作用趋势一样，都是资本主义"一般运动"的内在机能。
　　第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与"消费不足论"的关系。30年代中期，有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习惯于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释成"消费不足"的理论。多布不赞成这种"过于简单"的说法，主张对它们的理论关系作出"更为严格的分析和区分"。多布首先肯定，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消费不足"是引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当然，也应该看到，马克思也从来没有认为，对利润的实现具有重要抑制作用的消费，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因素。
　　在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和"消费不足论"关系问题的理解上，多布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一些论述表明："现存资本中所能实现的利润量，不仅总是取决于这一资本怎样在与当前投资和消费相联系的资本品产业和消费品产业之间进行合适的分配，而且还取决于当前消费和投资相加的总量。"但是，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指望消费能同劳动生产率一样按比例地增长；另一方面，投资的增长......会产生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的问题，从而在之后不久就会产生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劳动生产率和消费之间的冲突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个方面，是在这个制度的周期性崩溃中表现出来的矛盾的一个因素。然而，它仅仅是危机的一个方面；马克思明确地认为，生产领域中的矛盾才是......这一问题的本质"　。因此，离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一主要方面的因素，一味强调消费因素的重要性，过于强调"消费不足"在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作用，甚至把"消费不足论"说成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根源的理解，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错误的。
　　兰格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所作的这些探讨，不仅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米塞斯、哈耶克等人否定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实行经济核算的现实可能性的观点作了颇为有力的批判，而且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尽管这一最初的"兰格模式"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他避开了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商品、价值、市场、价值规律等重要问题，但是，他所作的这些严肃的思考，对以后半个多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理论、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理论，乃至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理论的探讨，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九章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根据中华民族的特点，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和初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础上，经过科学缜密的分析而建立起来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尤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最为典型。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
　　新民主主义理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最基本的内容，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和社会建设诸多方面问题进行认识与理论思考的产物。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主要解决的是如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实现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等问题；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主要解决的是夺取全国政权后，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转变等问题。

　　1.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正确认识和把握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心一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最突出的历史贡献就在于，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出发，设计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是在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懈探索的结果。从1922年7月党的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到1948年4月毛泽东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经过长达26年的探索，最终完整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在进行革命道路设计时，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在借鉴"城市中心论"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并解决了与之相关的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解决了革命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道路问题。
　　第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
　　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三大法宝是毛泽东在总结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正确结论，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

　　2．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
　　新民主主义社会思想经过了一个从孕育、形成、发展到最终放弃的过程。在五四时期，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的李大钊等人，就已初步注意到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尽量应用于环绕着它的实境"的问题。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的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区分开来，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开端，也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打下了思想认识基础。抗战全面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了鼓励私营工商业的发展、给予工商资本家应有的政治权利等积极做法，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最终诞生提供了难得的实践经验。而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构想的最终形成，则以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论著为代表。
　　《论新阶段》是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其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和随之达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已开始一年多。与这一情形相适应，毛泽东对新生的政权进行了一些设计，虽然当时还未使用"新民主主义"这个词，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基本框架和内涵已经形成。
　　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虽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但该文当时尚未公开。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正式公开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命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提出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一新的共和国的模式具体来说就是：首先，在政治方面，"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 ，因此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其次，在经济方面，毛泽东提出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政策，同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其新民主主义思想，他明确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首先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才使它发展到第二阶段，从而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这种"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
　　在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问题上，中共中央作出过明确界定，认为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它"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过渡性质的社会" 。这一论述表明，具有过渡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因此，主张"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和"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是不切实际的和不妥当的。关于毛泽东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批评，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中曾作过论述，认为"毛主席的批评，着眼点是在'确立'二字上，并未否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提法"。薄一波认为："毛主席是对的。因为我国革命胜利以后，虽然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但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时期，是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要加以"确立"、"巩固"的确很难。"所以，当毛主席适时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批评'确立'的观点之后，党内高层领导同志，包括少奇同志，大家都是心悦诚服接受的。全党很快统一到毛主席的正确思想上来。"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理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人民大众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宣告了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从此，中国便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但面对中国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如何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系统地回答了中国为什么选择和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增添了新的光辉一页。

　　1.过渡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
　　过渡时期是个历史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经历过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时期，但他们却对这个转变过程提出过科学的预言并对过渡时期的具体政策作了专门论述。他们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同时指出，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各国共产主义者必须认识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取决于夺取政权时的情况，取决于这件事发生的时机和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马克思设想通过合作制的途径对小农经济进行改造，设想用和平赎买的方法达到把资本家的财产完全收归国有的目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是根据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作出的一般结论，这些思想，对于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怎样走向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第一，"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 。我们的任务是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包括军事上的反抗，政治上的反抗，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因此，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二，过渡时期在经济上是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第三，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现象的基础。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列宁认为像俄国这样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过渡时期的根本任务，不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是发展生产力，建立作为社会主义唯一基础的大工业；使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个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准备时期。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过渡时期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上述思想，毛泽东在继承的同时，结合中国特殊的国情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毛泽东和以他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马克思和列宁关于革命转变的科学理论，并借鉴了列宁新经济政策中科学合理的部分后，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在总结新中国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提出和形成的。它的提出，集中地反映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顺利过渡的历史必然，更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的重大理论贡献。

　　2.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实践
　　过渡时期，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不仅根据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设计了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而且成功地领导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

　　第一，个体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我国在借鉴列宁的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同时，走了一条同苏联不同的道路。苏联从一开始就采取集体农庄的形式，推行大型农业机械，实行整个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而我国一方面"趁热打铁"，及时引导刚刚获得了土地的广大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同时根据经济落后、特别是工业化程度不高的实际情况，走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道路。通过互助合作，形成新的生产力，以弥补生产工具、特别是机械化设备不足的缺憾，推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以适应工业化的迫切要求；然后再通过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发展，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推广先进的农业机械，逐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具体来说，对农业的改造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1949年10月到1953年底，主要是积极引导个体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同时也试办初级社。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挥出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农民的这两种积极性，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因此，党对于农村生产的正确领导具有重大的意义。为了使广大农民迅速地增加生产，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及其工业原料，使农民购买力提高和国家工业品市场扩大，中央提出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提高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1954年到1955年上半年，在全国普遍建立起初级社。初级社（即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其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农民有土地私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农民得按入股的土地分配一定的收获量、并得按入股的工具及牲畜取得合理的代价这些条件来说，还保存着私有的性质。就其在农民以土地入股后得以统一使用土地、合理使用工具、共同劳动、实行计工取酬、按劳分红、并有某些公共的财产这些条件来说，它比常年互助组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的因素。当然，它还只是走向社会主义农业的过渡的形式，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
　　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在基本实现初级合作化的基础上，进入大办高级社阶段。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及时引导，多次召开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在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指出，要"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要典型示范、不能冒进"。《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提出采取示范而逐步推广的方法才是正确的领导方法。总之，从1953年起，各地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中心，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向前发展，到1955年6月，全国已建立65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0月底，又增加了一倍。10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直接加速了全国农村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到1955年底，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63.3％，1956年已达96.3%。全国提前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总之，从1949年到1956年短短的七年内，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结束了长达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中顺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正确运用和创造性发展的结果。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不仅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而且以其独创性的理论原则和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三、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要实行广泛的民主，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实行按劳分配，缩小三大差别等思想；列宁继承和发展了上述思想，提出了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和政党建设的理论，开展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的理论，并根据苏俄的实际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其中包括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建立严格的经济责任制，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与合作，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尽快地实现工业化等等。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提出的很多有价值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1.探索的良好开端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们党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课题，是如何摆脱苏联模式，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此前，在毫无经验可循、只有苏联模式可借鉴的情况下，许多体制只能模仿苏联。但在实践中，毛泽东逐渐发现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搬苏联模式，要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但这条道路在哪里？没有现成答案，只能靠实践摸索。于是，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带领全党在许多领域探索，所取得的丰富思想成果集中体现在毛泽东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同年9月党的八大的精神中。1957年，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名文章，把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思想成果，针对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些重大的经济、政治关系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见解，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具体来说：
　　第一，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党的根本任务。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了贯彻这个基本方针，毛泽东还具体阐明了什么是国内外积极因素，他指出："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 与此相应，中共八大通过了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在这一基本定性的基础上，对中国当时的主要矛盾也就有了全新的界定，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与此相适应，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也就是集中力量去解决这个矛盾，把中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2.探索中的严重失误
　　中共八大前后提出的一些正确思想和方针政策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自1957年以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判断错误，实际上改变了中共八大的正确认识，在指导思想上逐步出现了偏向。从1957年夏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到1960年底"大跃进"运动结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第一，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1957年春天发动的整风运动，是加强执政党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尝试。但是，在整风的过程中，极少数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起了进攻。在一段时间的"大鸣"、"大放"后，中共中央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反右派斗争，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使一大批党员干部和爱国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还导致了对中共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错误。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肯定了这一观点，并将这一主要矛盾存在的时间拉长为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都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大会还接受了毛泽东以政治思想为划分阶级的标准而提出的中国社会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认为"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 。上述错误分析和判断，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相当长时间内屡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重要理论根源。
　　第二，急于求成和急于过渡的思想。本来，毛泽东在1954年、1955年曾讲过，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需要50年的时间。1956年又说过，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需要50到100年的时光。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原有的认识，并对先前提出的反冒进思想作出了完全否定的结论，制定了急于求成、忽视客观规律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工业、农业和教育等方面的一系列高指标，从而正式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在"大跃进"的同时，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1958年"大跃进"高潮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毛泽东一度认为，中国在三四年、五六年内就可以完成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十年左右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进一步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主张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建成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我们前进的速度较快，需要的时间还将很长；全部完成这个过程，从现在起，将需要经历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 。

　　3.探索中的两种趋向
　　从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呈现出正确与错误交织的复杂情况，经济建设方面的发展趋向基本上是正确的，而政治思想方面的发展趋向则基本上是"左"的、错误的。最终，后一种发展趋向压倒了前一种发展趋向，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第一，国民经济调整中的有益探索。从1960年下半年起，由于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中央领导人开始对1958年以来的工作进行认真的反思，检讨错误，总结经验教训，纠正不切实际的想法和做法。在力图纠正党的"左"的错误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提出了不少精辟、独到的见解，继续丰富着探索的成果。1959年春至1960年上半年，毛泽东相继提出了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不可能很快；搞社会主义建设，要综合平衡，要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等相关思想。并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文集》，第8卷，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这为认识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跨进了一大步。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是分阶段发展的，但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发展过程划分阶段，从而也就不可能论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思想，第一次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概括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 社会，对社会主义阶段，他使用过"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完全社会主义"等术语，但列宁所讲的"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是指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同一概念。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进行了有益探索，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建成区分开，进而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中，把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但一直未能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无法揭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
　　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听取汇报时明确指出："这几年我们有些东西搞多了，搞快了，自己挨整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同上书，228页。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了各级干部，指出：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由于1959年、1960年这两年碰了钉子，现在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针对当时把平均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乃至于共产主义的错误，毛泽东指出剥夺农民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要坚决反对"共产风"和"一平二调"。1961年6月9日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时也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是个复杂困难的事情，需要靠自己摸索经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书面报告中专门讲到划清社会主义与平均主义界限的问题时，也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和等价交换的交换原则，并认为把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混淆起来的错误看法是同人民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因此，我们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也再次强调由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把握要经过一个"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长期认识过程"，再加上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所以在中国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可能需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上述对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艰巨性的正确认识，可以说是6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非常重要的理论上的收获。
　　到1963年10月，周恩来在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为建立起我国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需要摸索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概括的原则，即计划经济，按比例地发展。但是具体的道路根据我们的总路线、总方针，还需要在实践中来发展，把它具体化，要创造自己的经验。由此可见，在60年代前半期，对于必须"走自己的路"的问题，已经明确地认识到了；但是，对于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尤其是后来的发展模式还被限制在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之内，未能突破基本上的单一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框框。
　　第二，政治思想方面的日益"左"倾趋向。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如何对待党内修正主义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毛泽东提出：从现在起，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全会接受和肯定了这一提法，将其写进了公开发表的全会公报。这些论断,后来被概括为所谓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观点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实际上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这样，党对社会主义探索的主题已由社会主义建设转为如何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与此相联系，一些有益的探索，也被看做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表现，而遭到批判和制止。到"四清"中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社会主义的探索走上了更曲折的道路。

　　4.探索走入歧途
　　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走入歧途，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最严重的挫折。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和国家的纯洁，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新社会。关于这个理想社会的构想，他在"文化大革命"的前、中、后期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述过多次，而1966年5月7日他给林彪的一封关于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示信(即五七指示)，则是最典型、最集中的反映。这封信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办成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这实际上是他1958年关于人民公社构想的继续发展。但是，这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是根本行不通的，不能不受到党内许多同志不同程度的抵制。毛泽东把不赞成他的错误意见、提出某些正确主张的一些中央领导人，说成是搞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的努力受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阻碍，便认为党内存在独立王国或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他看来，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过去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彻底揭发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走资派"篡夺的权力夺回来，才能逐步实现建设理想社会的目标。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和实质，就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集团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又将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推向极端。他们口头上虽然也讲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搞的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 。在恶劣的环境中，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试图限制以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及其他各项事业，在实际上开始拨乱反正、进行改革的试验，但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些努力终告夭折。
　　尽管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和实践经验的不足，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没能从根本上完全突破苏联模式，也没能成功地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所有成员从各自的工作经验出发，对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做出的各自的有所侧重的贡献，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其中许多思想对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思想成为新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中国人民的强大精神武器。但在中国历史上，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曾出现过种种错误的倾向，所以，怎样正确理解和对待毛泽东思想，怎样才是真正地坚持毛泽东思想，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和建设成败的重大的政治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完整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毛泽东思想。

　　1.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探索过程
　　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成熟之后，在中共七大上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究竟有没有一个科学体系，毛泽东本人没有做过概括和说明。而回顾中共历史，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认识可以分为几个阶段。（4个）
　　第一，党的七大前的初步认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科学著作，取得了理论成果，实践需要对主要由毛泽东提出的这些理论以适当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1943年7月4日，刘少奇发表文章《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论述了毛泽东及其理论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词，并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这个概念。他说："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
　　同年7月8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说："中国民族解放过程中--过去现在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他还强调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这个正在发展着的理论......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1943年12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上的讲话中，也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此后，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就为中共的其他领导人和各级党的文件广泛运用开来。1944年1月，晋察冀边区《关于一九四四年工作方针与任务》中，初步概括出毛泽东思想及其主要内容是：毛泽东思想即创造性的马列主义新发展，他具有明确的阶级观点，正确的政治路线，群众观点与实事求是的革命手法。1945年3月15日，邓小平在一次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里进一步提出，每个党员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 ，这是第一次在全党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两个概念并用。
　　1945年4月20日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一历史决议中有一段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和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论述："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 ，从而取得了同党内"左"右倾错误作斗争的胜利。这次决议还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等四个方面与三次"左"倾错误对比，阐发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概括虽然还不是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但大会决议的通过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及毛泽东思想有了深刻的认识，也为中共七大的召开，为全党接受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进行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
　　
　2.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内涵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严密而完整的科学体系。判断一种理论是否是科学体系的标准，关键在于看它有没有系统回答所研究的领域内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根本上说，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构成一个科学体系，就是因为毛泽东思想系统而科学地回答了近现代中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许多方面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我们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初步探索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具体来说，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体系，在理论上贯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它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哲学认识论方面的基础，紧紧围绕中国革命和建设这个主题，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密切关联的重要的理论观点，其范围涵盖各个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革命建国思想体系，并经过了中国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的检验，证明它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其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47～48页。其基本点：一是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他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包括两个部分，即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 二是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决议》指出，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因此，党的工作重点要放在农村，无产阶级要建立农村根据地，长期进行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由此可见，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加上党本身的建设，就成为中国革命的三个主要法宝。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并且创造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基本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的主要标志。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首先，创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决议》对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特点主要归纳了两点：一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二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逐步改造的具体政策。其次，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又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正确思想和方针。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关于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 ；关于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种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关于管理体制上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等等。这些正确的思想、方针和主张，对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突出特点和优点。中国革命是经过长期武装斗争，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因而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的军事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军事思想的很大一部分是毛泽东创造的。毛泽东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军队的问题。他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规定了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提出和总结了一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中，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提出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他为革命军队制定了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并在解放战争中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些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的极为杰出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包括海军、空军以及其他技术兵种）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包括用于自卫的核武器）的重要指导思想。
　　第四，关于政策和策略。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长期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中，形成了一系列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和策略，它贯穿于毛泽东的许多著作中，内容极为丰富，高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关于政策和策略的论述，作了全面、系统的概括。毛泽东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　在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等方面，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客观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反动统治地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荫蔽精干的方针；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都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给以政治教育，等等。"
　　第五，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
　　毛泽东根据"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个基本观点，提出了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文化工作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等等。
　　第六，关于党的建设。
　　毛泽东特别注重从思想上建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的错误，他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还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新中国成立前夕和新中国成立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多次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决议》还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方面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作为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明确地规定下来。"活的灵魂"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其中，"实事求是"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运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运用，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独立自主"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际、国际关系中的运用。可以说，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展开，因此也必须体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总之，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理论和活的灵魂，构成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一科学体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但又不拘泥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已有的理论，而是在深入分析中国特殊情况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造。这一科学体系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领导、道路、前途、步骤及转变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它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积极探讨，并取得初步成果。它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

　　
　　
　　
　　
　　
　　
　　
　　
　　
　　
　　
　　
　　
　　
　　
　　
　　
　　
　　
　　
　　
　　
　　
　　
　　
　　
　　
　　
　　

第十章  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特征及其趋势的探讨
20世纪6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苏联和东欧以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进入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内容。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得到显著发展，新科学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影响等问题也有了深入探讨。

　　一、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研究
　　1.苏联学者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论述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学者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认识尽管存有分歧，但在以下两个方面还是有共识：第一，列宁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作了科学的论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第二，垄断仍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的性质，相反却加剧了帝国主义的一切固有矛盾。
　　苏联学者认为，尽管列宁直到1917年4月在《为捍卫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而发表的演讲》一文中，才第一次使用"国家的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术语，但在这之前，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及1916年底至1917年初的一系列著作中，实际上已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形式作了周详的论述。因此，依·库兹敏诺夫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出版于1955年）一书一开始就指出："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原理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它成长自垄断，是垄断发展的结果和最高阶段" 。
　　列宁没有专门撰文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作出论述，原因在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当时尚未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发展，其特性在初期表现得不够并不是由于它是帝国主义的特殊方面或形式，而是由于它的内在特性。这种特性在初期表现得比较不明显，但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它日益渗透到了标志着帝国主义特征的每一个过程"。尽管如此，苏联学者通过研究认为，列宁在他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著作中仍然"全面地论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帝国主义内在的经济、社会、民族和国内、国际关系的特别复杂的综合体" 。
　　基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内在特性"的普遍认识，苏联学者并不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视为继帝国主义之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个独立的阶段，更不是所谓的"超帝国主义"阶段。他们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垄断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一个阶段。因此，他们既承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重大变化，同时更强调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前期在根本特征上的共性；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每一种职能以及为保证这些职能实现的各种组织形式"都源于资本帝国主义发展的根本规律性" 。
　　在苏联学者看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包含在帝国主义发展的整个时期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垄断资本主义代替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过程，也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代替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过程。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阶段的时间划分，他们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第一，20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形成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垄断资本的积极推动和国家的干预下，国民经济实际上成为服从于帝国主义战争需要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工具，从而加速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势头一度有所减弱；但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激化了帝国主义的所有矛盾，政府出面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成为当时各资本主义国家摆脱危机困境的主要选择。结果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势头明显再度增强。
　　第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动员使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得到巨大发展，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的影响和干预进一步增强。为适应战争的需要，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和控制增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又有了迅速的发展。
　　第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已完成了把垄断组织的力量同资产阶级国家力量结合成统一结构的过程。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干预，已由大战和危机严重时期的一种临时性的非常措施，转变为一种经常性的管理经济运行的常规机制，这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个更高阶段的标志。
　　曼德尔还对"后工业社会"等理论中的"技术理性主义"的实质作了抨击。他认为，"技术理性主义"掩盖了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种种矛盾，如掩盖了社会条件对技术发展的限制作用、"技术理性"发展中的非理性主义的发展和传播等等方面的矛盾。它实质上是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特殊形式。
　　曼德尔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用语较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用语更为科学。尽管列宁在1917-1918年的著作中也曾经使用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用语，但是，列宁使用这一用语是为了说明1914-1919年处于战争状态中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然而，后来的一些"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使用这一用语，却是为了说明战争结束后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新的发展阶段中的特征。而且，这些"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解释这一用语时，过分强调了国家相对的自发的作用，他们试图用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新作用，而不是用资本本身的内在逻辑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本质特征。

    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及其趋势的探析
　　1.苏联学者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的研究
　　苏联学者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的研究，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为界限，在理论认识上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50年代初，苏联理论界的主流观点是："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国家作为金融寡头统治的工具的性质，决定国家和垄断组织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的性质，不是垄断组织服从于资产阶级国家......而是相反，资产阶级国家服从一小撮垄断资本家，操纵在大垄断组织手中。这个原理对于正确地了解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垄断组织和国家的相互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基于这些观点，他们认为国家机构从属于垄断组织有三种具体形式：一是国家机构借垄断组织和资产阶级国家政府之间"私人联合"使国家从属于垄断组织；二是将"国家经济"的管理权交给垄断组织；三是国家机构通过对国民经济"统治"和"调整"而从属于垄断组织。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的政治风向和理论氛围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理论上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质的探讨也产生了较大的变化。直到60年代初，尽管一些有影响的学者仍然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国家服从于垄断组织的制度，是垄断组织的经济专政和政治专政合二为一的制度，也是垄断组织利用国家机器来保证垄断高额利润和巩固其统治的制度。" 但对此提出异议的观点也开始出现。有的学者指出，那种认为国家机构"从属"或完全"服从"于垄断组织的观点，是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一种"教条主义"理解。他们认为，列宁用"结合"、"溶合"、"交织"等专门术语来说明国家和垄断资本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这一"高级的辩证法范畴"中，国家在一定时期是为垄断组织或某些垄断集团服务的。但另一方面，国家也为资产阶级，首先是金融垄断寡头服务，这时垄断组织的局部利益就要服从于资产阶级的总体利益。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注意到：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代表整个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也有与某些垄断组织和资本家集团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这种冲突有时甚至很尖锐。国家采取的维护整个垄断资产阶级的共同长远利益的措施，也常常同某些垄断组织或集团的利益发生冲突。特别是多国垄断资本的发展，使得国家和某些垄断资本的矛盾和冲突容易发生。
　　鉴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越来越多的苏联学者认识到：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维护垄断组织的利益"决不意味着"国家必须单方面地服从垄断组织和个别金融集团狭隘利益的需要。"实际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意味着垄断组织和国家这两种力量的联合，并且国家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能够对垄断组织施加影响。" 例如，国家可以根据需要，通过国家所有制和国家采购等国家权力与垄断资本结合的运作方式，单方面实施对经济的干预。国家掌握的国有企业，包括亏损的企业或工业部门、能源及原材料工业以及需要花费大量投资的试验性企业等，与垄断组织之间既有利益一致的一面，又存在相互竞争的关系。无论在直接利益上还是在实际管理主体上，国有企业与垄断组织之间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特性。
　　在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质的理解上，苏联学术界50年代的国家从属垄断资本的流行观点，已逐渐转变为国家与垄断资本"结合"的观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是垄断组织和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结合，目的是保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垄断组织与国家的结合突出表现在：垄断组织同国家机关的结合，即垄断组织派代表在国家机关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国家机构与垄断组织共同出面解决重大的经济问题。苏联学者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结果；国家对经济运行干预能力增强则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表现是：其一，国家所有制。资产阶级国家成了最大的所有者，这将有助于国家垄断资本有效经济运行，为垄断组织和私人利益服务，最大限度地提高利润。其二，国家的财政调节。国家通过指定预算项目和规模，调节资本主义盲目生产造成的比例关系的失调；预算赤字又可通过税收转嫁到人民身上。其三，货币信用调节。资产阶级国家通过货币投放总量的控制、利率的调整可达到调节资本流量流向，以稳定经济的目的。其四，经济规划化。二战以后，基于经济和两大体系当中的需要，有关人口、就业、个人消费和发展的战略等，均被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纳入中、长期国家规划中。其五，军事工业壮大。军事工业的快速发展，为先进的科技提供了实验、发展的机遇，增强资产阶级国家的军事实力，但结果是喂肥了掌握着庞大军火工业的大垄断组织。所以，"结合"论者仍然认为，虽然迫于社会上其他阶级和阶层的压力，或出于维护整个垄断资本主义利益的需要，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可能拒绝支持某些垄断组织甚至可能采取某些损害个别垄断组织利益的经济、政治手段，但这些手段仍然是以维护整个垄断资本主义利益为前提的。在这一意义上，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国家政府，在本质上仍然是列宁所称作的"百万富翁的国家委员会"。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出现了较为复杂的新现象和新特点。对这些新现象和新特点的研究，自然成了苏联理论界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的最重要的论题之一。
　　布雷弗曼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管理制度和工艺技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紧密相联。因为，垄断资本生产关系的发展表明，劳动过程的发展趋势就在于最大限度地把直接生产过程的知识转由管理本身来完成，工人则逐渐成为无需高技术和技能的"非熟练"劳动者。布雷弗曼的这个分析，体现了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即"资本在其真正的发展中使大规模的劳动同技能结合起来，然而是这样结合的：大规模的劳动丧失自己的体力，而技能则不是存在于工人身上，而是存在于机器中，存在于把人和机器科学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发生作用的工厂里" 。
　　在布雷弗曼看来，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革命和管理制度的变革，绝不可能引起雇佣劳动中体力上和智力上的任何"解放"，只会形成劳动者日益严重地"异化"。因为在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阶级只是资本运动过程中与"死的"生产资料相对应的"活的"部分。工人阶级的职业构成、劳动方式要完全取决于垄断资本积累的性质；而且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阶级地位。

　　三、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流派与思潮的多样化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复兴"，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各种新学派、新观点的纷纷涌现，有关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探讨成为西方社会重要的理论话语。究其原因，以下几个方面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首先，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逐步呈现出了经济繁荣、技术发达的社会特征，但社会异化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而减轻，相反却更为严重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精神被西方社会重新重视与激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与研究主题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换，即从原先主要批判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转移到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上来。其次，青年学生的"造反"运动、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失败以及马克思主义在第三世界的兴起等，对此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复兴"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三，在理论上，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人的"重新发现"，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日益扩大，20世纪30-50年代各类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如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也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储备了大量的可资继承与批判的理论资源。

　　1.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在法国兴起的最重要的反"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其代表人物有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他的学生波朗查斯（Nicos Poulantzas）等人。阿尔都塞否认自己是结构主义者，但他的思想框架、理论思路等却属于结构主义。最早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相结合的人，并不是阿尔都塞，而是法国的人类学家吕西安·塞巴格（Lucian Sebag）。1963年，他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这本著作，第一次正式论及了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除塞巴格之外，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拉康（Jacques Lacan）和皮亚杰（Jean Piaget）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均涉及到了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的理论共识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存在着结构主义的方法，他们自己的结构主义方法就源于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们赞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和基本的理论主张。
　　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阿尔都塞参加了法国理论界关于"青年马克思"和"人道主义"等问题的大讨论，发表了一系列别具一格的论战性的文章。1965年，阿尔都塞把自己发表过的文章汇集成册，以《保卫马克思》的书名发表。同年底，他与别人合著的《读〈资本论〉》出版。自此，阿尔都塞的思想在西方社会引起很大的轰动。尤其是在1968年5月，法国青年学生掀起"五月风暴"运动，他们把阿尔都塞当作自己的精神领袖。70年代末，阿尔都塞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对法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持越来越激烈的批评态度；另一方面青年时期的信仰死灰复燃，使他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丧失了信心，从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危机论"。他个人也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而从1980年11月起不得不退出了理论界，直至1990年10月逝世。
　　阿尔都塞独特的思想理论基本上反映在他的这些著作之中，而他的这些思想理论都是他运用了所谓的"征候阅读法"来读解马克思的原著之后产生的。"征候阅读法"是阿尔都塞汲取了巴黎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研究成果之后提出的。巴黎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提倡"创造性"的阅读方法，这种方法认为每一本著作的作者在写作时均处于一种"不及物状态"，所以他写下的文字必然具有"二维"的功能：一维是表面书写语的意思；另一维是字里行间看不见的隐层意思，而这层意思更加重要。阿尔都塞的"征候阅读法"，就是根据语言文字一维中所表现的"征候"，把二维的意思从作者的"理论框架"的深处"挖掘出来"。依据这种读解法去研读马克思的原著，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均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解释。首先，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它发现了历史的新大陆。依据这一论断，阿尔都塞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存在着一个"认识论的断裂"。"据马克思自己说，这个断裂的位置就在他生前没有发表过的、用于批判他过去的哲学（意识形态）信仰的那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总共只有几段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这个断裂的前岸" 。因此，从时间上讲这个断裂的界限在1845年。1845年之前，马克思的思想处于非科学的"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之后，是"非意识形态"的科学阶段。由此，阿尔都塞得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分期法，即1840-1844年的青年时期、1845年的断裂时期、1845-1857年的成长时期、1857-1883年的成熟时期。阿尔都塞的这种分期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它的意义在于澄清了当时国际上流行的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说法。但他硬性地以所谓的断裂时期为界限把马克思思想一分为二，却是错误的。第二，阿尔都塞在论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时候，特别强调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变化。他认为，马克思在1845年之前是受人道主义思想支配的时期：先是受康德、费希特的影响，是理性加自由的人道主义时期；而后是受费尔巴哈影响，是"共同体"的人道主义时期，在整个这一时期中，马克思并不曾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这一阶段后期，在"人的解放问题"上，因原来寄予自由资产阶级身上的希望破灭，马克思转而把希望放在了无产阶级身上，要求哲学同无产阶级结成同盟，并认识到，要用"物质批判"去摧毁普鲁士的专制制度。这个时候，马克思已逐步抛弃人道主义。以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标志，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认识论的断裂"，也就是与非科学的意识形态、人道主义决裂。因此，阿尔都塞断言，成熟后的马克思思想是"反人道主义"的。
　　此外，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行了"补充"，提出了"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理论。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现（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主要包括下列方面：宗教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各种教会制度）；教育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各种公私学校制度）；司法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政治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各种政党的政治制度）；工会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信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报刊、电台、电视等）；文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文学、艺术、体育等等）。
　　在认识论方面，阿尔都塞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解释和"补充"。第一，阿尔都塞提出了"理论实践"概念。他把人的社会实践区分为"政治实践"、"意识形态实践"和"理论实践"。所谓政治实践，就是把一定的社会关系作为原料加工成一定的产品（新的社会关系）的活动。意识形态实践表现为宗教、政治、伦理、法律或艺术活动，即加工人的"意识"。理论实践则是把现有的实践（人的具体活动）的产物加工为"知识"（科学真理）的活动。阿尔都塞的这一提法是与经验主义针锋相对的，但他的这种提法却模糊了实践与理论的界限，片面强调思维活动的重要性。第二，阿尔都塞提出了矛盾"多元决定"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是'由不平衡性所规定的'，只要大家愿意承认，这里的不平衡性具有它所指的内在本质：多元决定。" 他认为社会任何的矛盾和构成成分都是多元决定的，根据这一观点，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不可能闪电般地一下子改变现存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经由革命所诞生的新社会，由于受多元决定，旧因素可以保持下去或死而复生。实质上，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片面理解。
　　"欧洲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奉行"欧洲共产主义"的各政党在具体政策、策略上也存在差别，但最基本的理论主张还是大体相同的。第一，主张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认为西欧不能照搬苏联模式，要实行一种新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第二，主张和平改造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使资本主义国家机关民主化，从而使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必采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用暴力对此加以摧毁。"欧洲共产主义者在彻底性和鲜明性上都不相同，但都反对苏联搞暴力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们主张依靠人民的大多数沿着民主道路通往社会主义。" 第三，主张建设群众性、人民性、民主性的政党，共产党不是唯一的工人政党，应当建立以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联盟为基础的各派社会民主力量的大联盟。

　　"欧洲共产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走向衰落，特别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其面临严峻的考验，但其仍在逆境中在不断调整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扮演着当代"欧洲上空的共产主义幽灵"的角色。
　　
四、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推动下，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走上了寻求经济发展的道路。因此，如何以经济上的发展巩固政治上的独立，既成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前进道路上进行不倦探索的现实课题，也成为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者十分关注的理论课题。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当代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发展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开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和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时代。

　　1.二战后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础
　　在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给予高度关注的学者是英国的莫里斯·多布和美国的保罗·巴兰。多布作为20世纪西方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最先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1951年，他作为德里大学的客座教授访问了印度。在印度德里大学经济学院就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所作的演讲中，多布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区分为"发达"与"不发达"两大部分，认为不发达部分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工业化应该是一致的。
　　多布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探讨，后来集中体现在他于1960年出版的著作--《经济增长与不发达国家》中。在这本书中，多布对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具体因素作了分析。他认为，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三个：第一，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由于大多是依赖一两种初级产品，并且由于初级产品出口的收入弹性低、价格不稳定、发展潜力小，因而致使其对外贸易受到限制。第二，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少，存在着劳动力过剩和就业不足的问题，因而致使其经济发展受到阻碍。第三，发展中国家由于农业劳动生产力低下，难以为城市发展工业提供必需的原料，因而致使其工业发展出现"瓶颈"。在多布看来，上述三个因素的交互作用，必然会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之中，即低生产率导致低产出，低产出又造成生活水平低下和营养不良，最终必然引起高死亡率和低生产率。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摆脱贫困，获得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必须实行工业发展的计划化。
　　几乎与此同时，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则最早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1952年1月，他在美国《曼彻斯特学院学报》上发表的《论落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作了论述。
　　第一，资本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巴兰认为，资本主义很少给居民带来好处，在大多数工业先进国家，下等阶层是很难分享到资本主义的好处的，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即使有，也是极为罕见的；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为了从那里攫取利润。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相反却带来了影响发展中国家社会和政治条件的某种因素，它以惊人的速度把资本主义秩序中固有的一切经济和社会的紧张关系传入发展中国家，有效地破坏了落后社会中残存的"封建"内聚力，用市场契约替代了世世代代保留下来的那种宗法关系，把农业国家的那种部分自给自足或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引向市场经济的方向，把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运同变化无常的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并使它们的命运和忽上忽下的国际价格运动联在一起。尽管资本主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这些痛苦的转变，但它毕竟是走向进步的一个重大步骤。
　　第二，发展中国家是一种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世界的劣点兼而有之的政治经济混合体。巴兰对发展中国家内部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作了分析，认为发展中国家固有的落后状态和贫困致使资产阶级没有机会获得担负社会领导任务所需的经济力量、真知灼见和自信心，这也和资产阶级本身长期以来接受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道德和文化的价值观有关。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既要同国内封建领主也要同强大的外国投资者打交道，他们只是一味地顺应现存的秩序，因而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成为一个既吸收了封建主义的弊端也吸收了资本主义弊端的政治经济混合体。巴兰明确指出，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不能唤起和领导人民群众，从而把他们推向了社会主义激进派的阵营，而激进主义的增长又把资产阶级推向了与寡头和垄断势力反动派的结盟；由共同利益和共同恐惧所紧密结合的这个联盟又把人民群众进一步推上了激进主义和起义造反的道路，因而面对着这种政治经济混合体，一场社会革命即将来临。
　　第三，发展中国家内部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和经济发展的出路。巴兰在对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市场结构、生产要素、投资状况等分析的基础上，认为通过发展农业来实现经济增长是徒劳的，而发展工业才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途径。因为只有提高工业生产率，才能使农业生产者获得农业机器、肥料、电力等；只有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才能提高农业工资，并促进农业经济现代化；只有发展工业生产，才能把机器所排挤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吸收到生产性职业中去。在发展中国家内部，阻碍工业发展的因素除了垄断性的市场结构、储蓄短缺、缺乏外界有利因素、社会合理性和个人合理性之间的分歧外，还有政治和社会秩序不稳定的因素。发展中国家要走上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道路，就必须对现有的政治结构进行激烈的整顿，就必须打破封建地主、工业保守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中等阶层的联盟。任何外来的经济援助，都不可能代替发展经济所必需的国内变革；任何外来的军事援助，也都无法制止人民群众不断积聚的爆发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目标就是：必须扫除已经死亡的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体制，必须改变国内的政治和社会气氛，必须使整个国家充满事业心和自由的新精神。
　　1957年，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正式出版。他以"经济剩余"范畴为分析工具，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与不发达社会之间在经济增长中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问题作了极有影响的论述。
　　沃勒斯坦从世界体系整体角度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变化的分析，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科学界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趋向，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他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作了很好的现代阐发。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狭窄的民族历史已经转变为广阔的世界历史，造成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就是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的产生，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形成意味着世界体系的形成，国家和民族只是世界体系这张"网"上的"结"，它的发展必然会受到"网"的制约；只有从世界历史出发，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发展方向和前进道路。其次，他以多学科的总体方法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地位与作用的整体研究，反映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各个国家之间因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程度也越来越深，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也日益密切，全世界各民族都已卷入了世界历史的巨流。在这种情况下，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研究，采取总体方法，把它纳入世界经济整体发展的规律与运行机制中尤为重要和必要。
　　
　　五、新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新课题
　　恩格斯曾经说过，随着自然科学每一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总要改变其存在的形式。20世纪自然科学和技术获得了重大进展，先出现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后又出现了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突变论、协同学、耗散结构论等一系列崭新的科学理论；同时一大批新技术如控制技术、电子技术、核技术、遗传工程技术、航天技术等得到了迅速发展，形成了人们所说的当代新科技革命。面对日新月异的新科技革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诸如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新兴的科技成果的大量涌现为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新课题等问题作了阐述。
　　1.当代科学技术革命中的哲学问题
　　随着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人类科学知识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研究自觉不自觉地逐渐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及科学哲学问题，并对辩证唯物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各种物理现象" 。美国学者莱恩认为，马克思确实有一种科学哲学。总之，当代科技发展中的众多的哲学问题摆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面前，其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问题主要有：20世纪50年代量子力学方法论问题的讨论；50年代遗传学中的哲学与方法论问题的探讨；70年代相对论尤其是广义相对论和各种宇宙学中涉及的世界图景、时空关系等哲学问题的反思；60-70年代与控制论有关的辩证综合问题的研究；70年代兴起而且至今依然需要深入研究的人工智能中所涉及的意识与人工智能关系、思维哲学、物质决定意识的微观机制等问题的研究；新兴学科如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混沌学中的有关复杂性、时空结构、物质自组织机制、平衡性与非平衡性等哲学问题的研究；系统论与辩证法关系的讨论；以及生命科学、生物工程技术等在发展和应用中出现的一系列哲学问题、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研究。面对上述问题，不同的学者往往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上提出自己的观点，这其中不乏有人利用科技革命中的成果来恶意中伤马克思主义。当然，任何以当代科技为幌子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之举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是不能无视当代科技革命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2.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变革
　　在当代科技的巨大进步及其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背景下，在西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把科技发展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的理论，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所谓的"统一工业社会论"、社会发展"阶段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趋同论"，以及影响广泛的"后工业社会论"和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科技观等。这些理论几乎都起源于美国，这和美国作为世界科技强国的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按着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解，这些理论之间虽然在某些具体观点上存在差异，但本质上都是企图推翻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学说和社会革命理论，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因为纵观这些理论，它们忽视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把科技看做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有意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割裂开来，从而抹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制度上的根本区别。例如，以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为代表的"后工业社会论"就是把科技革命与社会革命对立起来，把其专家治国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对立起来。
　　如果说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关注科技发展对社会形态变革的直接影响，坚守唯物史观的立场和方法来对抗各种科技决定论思潮，那么加拿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更多地关注科技发展对人的观念的变革的影响和现存的社会关系、国际关系的变化。科技发展对人的观念的变革首先表现在如何对待科技革命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上。以往，人们所指的科技革命仅仅局限在自然科学领域，但现在，自然科学的革命与社会科学的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造成这一状况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科技革命越来越向社会生活渗透，例如，核能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等等都直接参与了人们的社会生活。第二，社会生产体系的发展使社会科学也成为生产力，从而与自然科学结为一体。加拿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社会科学也成为了生产力，同时，也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各种社会对抗性矛盾，也产生出科技革命与社会生产方式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而这些矛盾又是资本主义自身所无法去除的，只能通过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方式加以消除，因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是科学的。其次，科技发展所引发的人的观念的变革还表现在用于改造社会生活的新观念与许多传统的观念之间存在冲突。例如，以前人们总是以自然资源及其利用和工业发展的潜力为根本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强弱，但在今天，衡量国家是否强盛的重要指标是科学研究、科技发展的规模、程度，社会成员的教育水平、科学素养，社会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等"软实力"。
　　加拿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科技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也认识到科技革命会迫使资本主义改变其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的改变就是要使生产保持高度集中，垄断进一步加强，这为未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另外，科技革命也是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原因。它打破了不同阵营对垒的局面，使科技合作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科技合作在客观上为不同国家的科技发展提供了互利的条件，同时也影响到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存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因此，当代世界两种基本的社会制度将长期存在，社会虽然在变革，但社会制度的大变革时期尚未到来。
　　3.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
　　卢卡奇曾明确断言，社会科学就是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就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他主张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代之以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青年卢卡奇的这些观点可以说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观点的理论先导。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或更确切地说，科学技术如何执行意识形态职能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马尔库塞认为，作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当代科学技术绝不是价值中立的，它们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性和执行意识形态的职能。他坚决反对技术中立性的观点，并通过批评技术中立性观念来阐述科学技术是如何来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马尔库塞认为，意识形态已随着科学技术的普遍运用而深入生产过程，工艺或技术的合理性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和政治的合法性的依据，因而当代社会，意识形态并未衰弱，相反，以更强大的、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意识。
　　哈贝马斯进一步发展了马尔库塞的观点，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命题，并对科学技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成为意识形态的机制加以深入探讨。在他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不仅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它日益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那么，为什么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能够成为意识形态呢？哈贝马斯认为，关键是因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国家日益干预经济生活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这两大历史趋势。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所谓的合理化的普遍进程，技术系统在对社会制度的干预中，破坏了历史上形成的政治制度同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联系，造成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系统的合法化危机。而由于国家的干预，统治者试图将政治问题转变为"技术问题"，把原来需要通过舆论界交付给公众讨论的问题，变成了由科学组织中的专家使用科学来解决的技术问题，这样就将实际问题"非政治化"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与当代资本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由于国家日益干预经济生活，使传统的以公平交换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失效，出现合法化危机即意识形态危机；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则诞生了一种新意识形态，"生产力似乎并不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在一切情况下都是解放的潜力......科技的进步甚至具有使统治合法化的功能" 。
    科学技术不仅大大提高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形成一种高标准的生活方式，而且造就了一种与这种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思想行为方式即意识形态，这种思想行为方式从侧面证明了人对人的统治和压抑的合理性。简言之，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实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而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则实现了人对人的统治。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集中体现在"技术统治论"的盛行。他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由解放的潜在力量变成为统治的合理性提供思想依据的手段。当代资本主义由于不能辩护自己对传统文化思想资源同社会相互作用领域的破坏性作用，只好从"技术统治论"中寻找"统治"与"控制"的根据，并借口说是科学技术本身的需要。与传统的意识形态相比，这种"技术统治论"的新意识形态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传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多或少都包含某种超越现实的"美好生活规划"或理想，也包含了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而"技术统治论"则抛弃了理想和价值，而且阻碍对现实（社会基础）的反思和批判，其目的是现实的永恒化，因而更具辩护功能。第二，科学技术变成偶像的意识形态，较之于传统的意识形态更加不可抗拒和无孔不入，因为它不仅仅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特殊阶级的利益服务，压抑另一个阶级的局部的解放要求，而且又侵蚀了人类要求解放的旨趣本身。第三，同以往的意识形态相比，科学技术这种意识形态具有"较少的意识形态性"，因为它不具有老式意识形态的那种"欺骗的不透明性"，即不是靠制造幻想、蛊惑和宣传等"欺骗"手段了，它是直接地把自己的统治力量诉诸看似客观的合理性。
　　4.新中间阶级论
　　20世纪60年代以降，新科技革命推动了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原来的许多传统工业逐步衰落，而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新兴工业，如电子计算机、宇航工业、生物工程、海洋开发等行业部门迅速兴起；又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商业贸易、文化交流及科学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第三产业蓬勃兴盛，并普遍实行了各种社会福利政策。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产业结构等的巨变，由此也引起了社会结构与阶级关系的变化。"新中间阶级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阶级关系的变化过程深入研究后形成的社会阶级与阶层理论，其中"新小资产阶级论"和"新工人阶级论"是典型的代表。
　　"新小资产阶级论"的基本含义是把绝大多数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都划入"新小资产阶级"，以示与手工业者、小商贩等传统的小资产阶级有所区别。"新小资产阶级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波朗查斯。波朗查斯运用结构主义方法把社会看成是一个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大部分组成的整体。这三个部门相对独立，各自都对其他部门起着影响作用。其中，国家起着一种统一协调的作用，"维持着一个社会形态的统一" 。波朗查斯把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人划入工人阶级，除此之外，其他领取工资和薪金的工人都被划为"新小资产阶级"，其中包括所有的商业雇工、白领工人、服务人员、管理人员、科技人员及其他脑力劳动者。因为从"经济方面"来看，他们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劳动，因而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从"政治方面"来看，即使直接参加物质生产的管理和监督人员也不能划为工人阶级，因为他们的管理和监督职能从社会分工的意义来说代表着资本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支配，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政治关系在生产过程中的再现，他们的"主要职能是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看，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使工人无法接近生产过程中的"机密知识"，各级专家的存在似乎自然而然地说明工人自己无力组织生产，因此，专家体现着资本支配工人阶级的思想支柱与载体。
　　波朗查斯对"新小资产阶级"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然而，他以"多元决定论"为标准来划分阶级则是错误的。因为，"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 。尽管阶级关系也涉及政治和思想意识关系，但经济关系归根到底起着决定作用。如果在划分阶级标准上，将经济标准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标准相提并论，势必带来阶级划分上的混乱。
　　"新工人阶级论"的主要代表是法国的左翼理论家马勒（Mahler）。马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加入法国共产党，20世纪60年代初，他退出法国共产党，加入法国统一社会党，并曾是该党的领导成员，他的影响很大的代表作《新工人阶级》（1963年）就是在这期间出版的。这一理论认为，由于二战后，特别是50-6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社会福利的改善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工人阶级内部的结构、他们的素质与愿望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不再是建立在物质匮乏基础上的变化，而是一种新的变化，即出现了一个与传统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人阶级不一样的"新工人阶级"。马勒在《新工人阶级》一书中认为，要是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看做是一个同质体，那就是形而上学，甚至是"斯大林的主观主义的残余"。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结构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因此工人阶级的性质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新工人阶级"主要包括受过高度训练的专业技术工人，他们不仅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它的先锋队，除此以外，还包括那些"生产生产条件"的工程师、科研单位的组织者等。这样，马勒就把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工程师和科学家列入了"新工人阶级"的范围之中。马勒强调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阶层处于变革当代社会的核心地位。他通过考察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而认为，专业技术人员和中、下层管理人员阶层在变革社会的斗争中发挥了新的先锋队作用。他的这种观点不是从剥削、掠夺关系上来分析这一阶层的，而是认为科学技术知识生产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决定性的"生产"，从事科学技术知识生产的专门阶层必然在社会中和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
　　面对"新中间阶级论"，我们应该承认，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生产过程及其构建的社会关系中，确实出现和形成了一个以技术-专业管理人员组成的新兴阶层，这一阶层的人员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他们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在生产过程中拥有一定的支配权、管理权，也就是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执行"总体资本"的职能，即代表资本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支配。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占有生产资料，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执行"总体工人"的职能。他们不同于传统小资产阶级处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外，而是处于生产过程之中。鉴于这种特定的地位与处境，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些技术-专业管理人员构成一个"新中间阶级"，他们的这种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一定积极意义，因为该理论毕竟从总体上反映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阶级关系与结构的某些现实，为人们深入研究这一主题提供了某些可以参考、借鉴的视角与资料。但作为一种阶级结构理论，"新中间阶级论"总体上来说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模糊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关系，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对立的阶级结构之中横插一个新中间阶级，从而改变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另一方面，这种理论对工人阶级作了狭义的解释，仅限制在生产性劳动和非技术性劳动中，使工人阶级人数大大减少，地位与作用也大大降低，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再一方面，这种理论有"技术决定论"的倾向，过分强调技术-专业管理人员的地位，而忽视了传统工人阶级的作用。
　　5.生态技术论
　　西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在其代表作《自然的控制》（1972年）中深刻探讨了"控制自然"的问题，对该问题的研究成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技术论"的理论依据。莱斯指出"控制自然"的观念起源于古代的基督教传统。根据基督教的教义，上帝对宇宙拥有本然的统治权，相应派生和决定了人对地球上的其他生物的统治权，因为人是上帝派到自然界的使者，他可以代替上帝行使统治自然的权力。"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公平地行使一种对自然统治权的思想成为了统治西方文明伦理意识的一个突出特征。" 这种"控制自然"的思想在文艺复兴的"人的大发现"中得到了大肆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更强化了"控制自然"的世界观，"通过科学和技术征服自然的观念，在17世纪以后日益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东西" 。人之所以要"控制自然"，一方面是希望通过技术的进步，向自然索取更多的物质和产品；而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正如莱斯所强调的那样，控制自然和控制人在西方社会发展进程中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两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因为，人类通过技术进步来控制自然，有着深层次的利益因素。只要谁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谁就控制了对自然资源的分配权，从而支配人们的物质生活世界和精神生活世界。因此，控制的真正对象不是自然而是人。总之，西方社会"控制自然"的哲学世界观加剧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人控制自然的手段就是发达的科学技术，因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的某些学者，例如本·阿格尔（B. Agger）主张构建"生态技术"打破人类"控制自然"的迷梦，并以此使人们从当代资本主义复杂的技术型生产体系中解放出来。
　　所谓的生态技术是相对于耗费资源严重的大规模技术的小规模技术。在大规模技术中，劳动被分解为无数独立工序的高度分工，这只能使工人在组织的分工管理的专门知识面前感到无能为力，使工人劳动丧失创造性。所谓小规模技术就是经济学家舒马赫（E.F. Schumacher）在《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所界定的那种既能适应生态规律又能尊重人性的"中间技术"、"民主技术"、"具有人性的技术"。由于小规模技术是介于传统与先进之间的一种技术形态，它的设备和规模都较小，因此，消耗的也少，对环境的危害也较轻；另外，小规模技术便于工人能够参与到每一道工序中，从而消除劳动高度破碎化现象，调动工人的主体性以及参与劳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此必须要指出的是"生态技术论"本身并不是一种技术理论，它实质上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借用舒马赫有关小规模技术的见解的基础上所阐发的一种社会政治理论。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小规模技术意味着不仅要改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技术过程，而且要改组那种社会制度的权力关系" 。不过，"生态技术论"确实启发人们去深入思考生态技术的可能性以及如何树立不同于传统科学技术观的新科学技术观等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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